“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她们就是“温暖有光”的人。红色文化的力量，经过她们，会一直传递下去 天福山上，有一群女民兵讲解员
近几年，每逢王淑贞老人的生日，天福山女子民兵班的民兵们必然要来贺寿。班长邹瑰馥说：“是王奶奶那一辈人牺牲自我才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她今年已经106岁了，我们希望她健在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文/图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赵钦熙
“我们的使命就是把革命先辈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他们用血肉铸成的红色基因永远传承下去！”在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的天福山起义纪念馆里，天福山女子民兵班班长邹瑰馥说。
1938年初，12名女青年同一天到达文登大水泊镇，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为著名的王氏十二姐妹。如今这段红色故事还在延续——天福山女子民兵班正以满腔热情进行红色宣讲。
天福山女子民兵班是威海市首个女子民兵班，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现有13名民兵，肩负着国防教育、征兵政策、民兵教育鼓动等宣传讲解任务。
靠“嘴皮子”，更靠“脚板子”
2019年3月8日，天福山女子民兵班正式成立。
“成立女子民兵班，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推动优化民兵质量结构。”文登区人民武装部部长迟桂刚说，“她们的职责有很多，最重要的一项是做讲解员，当好胶东革命精神的宣讲者、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者、红色文化的推介者。”
目前的女子民兵班有13人，其中有两名男民兵，他们的年龄从25岁到44岁不等。
提及工作，邹瑰馥和副班长田淑丽忍不住对视一眼，笑了。邹瑰馥掰着手指，边数边说：“目前由我们负责讲解的有天福山起义纪念馆、红色胶东馆、昆嵛山红军纪念馆等9个展馆，年底前还会增加6个。还有全区的红色文化宣讲、中小学的红色课堂、国防教育宣传……我们的‘战场’遍布全区各地。”
忙，是大家的共识。“因为每周一的参观团少，这天就是我们人最齐的时候，大部分人能凑一起开个会，其他的时候，别说见不着人，接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田淑丽说，每个人不仅负责讲解，还要各负其责去挖掘红色文化，“这几天，我忙着参加一项比赛，每天都要熬到后半夜。”
女民兵于清一个人就负责6个展馆的解说，“天天当‘飞人’，有时候一天要辗转好几个展馆。”今年4月份到6月份，她没有休过一个周末，而这种“加班”还是非一般的劳累，“每个周末要爬两趟‘老蜂窝’。”
“老蜂窝”是昆嵛山主峰泰礴顶东侧的一处洞穴。这里曾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训练的地方，曾发生过激烈战斗。从4月份开始，威高集团组织员工走访红色印迹，其中就包括“老蜂窝”。“老蜂窝”位于海拔923米的泰礴顶下方，且山路崎岖、荆棘遍布，部分陡峭的路段需要靠绳索攀爬才能上得去。于清和同事牛一杰多次踩点，整理好解说词，之后便开始了频繁的登山运动。
“那时候，天还比较冷，风也大。但一天下来，衣服上都是汗碱。”于清说，她边爬山边讲解，“觉得气儿都喘不匀。”但她一直咬牙坚持着，“有这么多人学习红色文化，再累也值”。
于佳平是两名男民兵之一，今年4月份才加入到女子民兵班，之前在文登区七里汤小学做了7年教师。“真没想到当民兵会这么累。”30岁的于佳平说，“压力虽然大，但心情好。”
邹瑰馥说：“我们民兵也是兵，同样以军人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挖掘红色文化，讲述红色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就是我们的‘战斗’。”
不当“录音机”，投入真感情
每逢周一，在整栋大楼里找到天福山女子民兵班的办公室，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它是声响最大的地方，循声便可找到。尽管房门紧闭，还是能清晰地听到里面传来“朗朗书声”，推门而进，只见每个人或捧着手机或捧着笔记本，心无旁骛地练习着绕口令。
“做讲解员，门槛很低，但要求很高。”邹瑰馥说，“尤其是做一名红色文化讲解员，不仅要具备主持人的风范、演讲者的口才，还要有政治家的敏锐、心理学家的洞察力和政务人员的接待能力。”
2016年6月，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文登教学管理办公室成立，邹瑰馥等几名优秀女教师被抽调到这里的业务科工作，开始担任天福山起义纪念馆等展馆的讲解工作。在三尺讲台上耕耘多年的她们，放弃过往，一切归零。
女子民兵班就是以业务科为班底组建的。现有的13名民兵中，有9人是教师，其他4人是通过社会公开招考录用的，有的曾是会计，有的曾是接线员，但13人无一有过当讲解员的经历。
这次“改行”有多难？邹瑰馥的例子可见一斑。
邹瑰馥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三天内背熟近两万字的讲解词。“把我的脑子当成电脑了？”邹瑰馥惊异于任务的艰巨，“更大的问题是，从来没做过讲解员，不知道怎么去讲解，对讲解内容里的人物和历史事件也不熟悉。”紧迫的时间容不得她有半丝犹豫，“没别的办法，跟时间赛跑呗。那三天，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只要睁着眼就在背稿子。”
这一次，邹瑰馥圆满完成了任务，但不得不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整个团队都是跟她一样的零基础讲解员。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讲解团队？增强大家的荣誉感，丰富每个人的文化底蕴，不断学习再学习，这些都是必需的方法。“起初，我们都以为，把讲解词背下来，再字正腔圆地说出来，任务就完成了。”邹瑰馥说，“事实证明，当一名红色文化的宣讲者绝不是把自己当成‘录音机’，我们的讲解必须有温度，有感染力。”
于佳平一度就把自己当成了“录音机”，他曾在将军墙下讲解张玉华将军的故事，之后遭到了同事们的“围攻”，“姐姐们都说我的讲解太生硬，没感情。”原因就在于，刚参加工作的于佳平还没有让张玉华走进自己的内心。“其实，我们也没见过他老人家，但我们在不断发掘他的故事，对老人了解得越多，对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的感情就越深。”邹瑰馥说，“老人活在了我们心里，我们再讲出来自然就有感情。”
2017年9月10日，101岁的张玉华逝世。那一天的讲解中，于清边讲边哭，一度哽咽到不能继续讲解。“事后，我给班长打电话说‘我讲不下去了，得换个人来。’”于清说，谁来讲都是一样哭，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天，“我们跟老人的感情太深了。”
“在我们的工作中，用心，用力，用情，每一项都是不可或缺的。”邹瑰馥说。
不当“传声筒”，发掘新故事
不久前，中小学开学，邹瑰馥接到一个学校的电话，请女子民兵班去作一次爱国教育宣讲。但这次的宣讲只能利用课间操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邹瑰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派于清去完成这项任务。“时间越短，讲解越难，既要把大量内容浓缩，又得让他们听进心里。”于清说，“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宣讲的机会。”宣讲完毕，操场上掌声雷动，见学生们眼噙泪花不停鼓掌，于清很自豪也很欣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付出这么多，就是为了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
女子民兵班的各种宣讲不断出现在企事业单位、社区、乡镇、驻地部队。“累是累了点，但我们不同于旅游景点的讲解员，我们穿着这身橄榄绿制服，就要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邹瑰馥说，“我们的讲解，不只是让人们了解历史，还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邹瑰馥带着队员们持续开展“寻访先辈足迹，传承红色精神”的活动，根据残缺的线索逐村去走访，发掘新鲜的历史故事。邹瑰馥说：“最初的讲解词是专家写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再加工，新增的素材就是靠我们一步步走着发掘出来的。”
2017年冬天，她们在文登区界石镇阎家泊子村走访时，听说村里有位党龄70多年的老党员。就这样，她们走进了百岁老人王淑贞的家，细谈之下才发现，王淑贞竟然是革命烈士刘福考的遗孀。“一家7口人，5名党员，其中两个是烈士。”田淑丽说，“刘福考在1936年牺牲后，王奶奶成为地下交通员，在1939年入了党，她的入党申请书上写了两条入党原因——‘为我男人报仇；为了将来的幸福！’”
“一段久远的历史，一个模糊的人物，经过老人的口述变得清晰了，鲜活了。”在展馆里再讲起刘福考，田淑丽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必然再讲起王淑贞，“那个裹着小脚，在山路上摸着黑去送情报的胶东妇女，就在我们的身边。”
之后，王淑贞的故事被传递到了文登区的14个乡镇，被多家媒体刊载而众所周知，也被中组部纳入全国红色故事宣讲库。田淑丽带着王淑贞的故事登上了山东省红色故事大赛的舞台，获得全省第五名的好成绩。
在讲解中，时常会有参观者突然提出疑问，面对这种“突袭”，民兵班讲解员总能坦然应对，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不是我们有多机智，而是我们做足了功课。”邹瑰馥说，她们起初也经常被问得张口结舌，“要想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几年，我们一直不停地研究地方革命史，事无巨细地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发掘出了很多更新更细的内容。”
有些讲解甚至需要“量身定制”。“比如说，参观团队来自淄博，我们就事先在两地之间的关联上备足材料，淄博的兵工厂、新华制药厂都是从胶东迁移过去的，两地有着密不可分的感情。”邹瑰馥说，“这么做，能短时间拉近我们讲解员和观众的距离，让观众听讲解时更入心。”
每个民兵身上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笔记本，用来随时记录知识点；风油精，用来驱蚊虫和止痒，但风油精并不是给自己用的。山上草木繁茂，蚊虫多，参观者往往没有准备，每当看到参观者身着短衣裤，民兵会主动递上风油精。民兵们的体贴入微，常常令参观者感动不已。
“作为红色文化的宣讲者，我不确定我影响了多少人，但我确定我影响了我身边的所有亲朋好友。”丛金玲说，“就像那句广告词说的，‘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我们就是‘温暖有光’的人。红色文化的力量，经过我们，经过他们，会一直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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