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共盉:一件酒器里的“古国记忆”
邓共盉全貌。
邓共盉上精美的花纹代表了当时青铜器的铸造水平。
盉鋬部腹面直书阴文篆字“登共尊彝”。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刘伟文/图
一件记录着祖先荣光的青铜器,传承着一个族裔的荣耀,跨越3700年的时光与现代人相遇。当考古学家在器物内发现“登共尊彝”四个字时,便仿佛打开了一本青铜之书,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埋藏千年的谜底。
这就是在昌邑市博物馆陈列的青铜器邓共盉(hé)。它造型瑰丽精致,不仅揭秘了一段历史,而且将一个商代小国——邓国族裔的活动范围拓展到了山东半岛中部。它的出土被考古学家称为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不言而喻。
山东省出土的第一件邓国青铜器
1992年3月,昌邑塔耳堡镇上河头村组织村民沿村西的南北砂石路开展植树活动。当时一位村民正挥镐刨土,挖到地下约1米时,镐头似乎撞击到了金属器物。这引起了村民的警觉,他赶忙扒开泥土,竟然发现了几块铜绿色的土块,随即用铁锹仔细清理,一件造型精美的青铜器便清晰地展现出来。昌邑文物管理所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村民家中,该村民爽快地将器物取出,表示愿意无偿上缴给国家。同年12月,经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这件器物是商代的“邓共盉”,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邓共盉三足,档及底腹部附有浓重的灰垢,专家推测这是由于当时长期调酒、煮酒烧熏所致。邓共盉原为器盖组合,盖已散佚。器足至口沿通高24.1厘米,口径13.3厘米,档高6.9厘米,最大腹径为19.5厘米,重3.3公斤。该器束颈,圆沿外卷。颈部饰夔凤纹三组,每组两两相对,四周有凸弦纹作框栏。鼓腹,最大腹径居中,档微内收。三柱足作大象垂鼻触地状,极为形象生动。扳作牛首状,双角歧出,两耳翼分,两目瞠圆。牛首上侧正中近口沿处有桥形钮,为挂连器身与器盖间铜链之用。筒状流斜出于上腹部,通长9.3厘米。通体花纹采用高浮雕形式,线条粗放、浑厚典雅、富丽古朴。铭文“登(“邓”之初写,国族名)共(器主名)尊彝”四字铸在扳下器壁上,形体挺秀,字口整饬。
据专家鉴定,邓共盉不仅是山东省出土的第一件邓国青铜器,也是目前所见邓国青铜器中时代最早的一件。
邓国族人的“家族重器”
盉,是古代盛酒器,或说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即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如同现今的鸡尾酒。商朝贵族饮酒之风颇为盛行,祭祀时酒器也是礼器,所以商代青铜酒器十分发达。
根据形制、铭文特点,专家推断邓共盉的铸造年代为商代晚期。根据出土的地理环境及埋藏方式,可以推断入土原因是因祭祀而埋葬。在常见的墓葬出土酒具中,以杯、爵、尊、觥等居多,而像盉这种高规格的酒器似乎非常稀少,这也足见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从青铜器造型艺术角度来看,青铜礼器最为引人注目。礼器是宗庙中和宫室中陈设的器物,使用于各种祭祀、宴飨和典礼仪式的场合,古人认为祭祀和打仗是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和祭祀有关的器物,目前青铜器中最多、最重要的也是宗庙中使用的器物。和邓共盉一样,在许多青铜器的铭文中,宗庙中的许多礼器称为“宝尊彝”,尊彝就是礼器的通称。礼器有的是不能够动的,所谓“重器不出门”,就是对家族有重大意义的器物如不能保住,就意味着一个家族的消亡。
是“登州之名”最直接的历史证据
邓共盉不仅造型精美,更弥足珍贵的是,在该盉鋬部腹面有直书阴文篆字“登共尊彝”四字,直接传达出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
在我国古代,“登”通“邓”,而根据商代铜器铭文释读的一般规则,第一个字往往代表诸侯国名,即邓国；第二个字是墓主人的名字,也就是此处埋葬的是一位叫“共”的人；后面的文字表明陪葬物品的名称,“彝”,酒器,现泛指祭器。因此,铭文所表达的完整意思应该是,邓国一位叫共的逝者所用的酒器。
邓共盉为什么会在昌邑出土?商周时期,国族的迁徙十分频繁。王献唐先生《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位于今湖北襄阳北之邓城,位于今山东兖州一带的春秋时期鲁国之邓邑,位于今河南孟州西南的战国时期魏国之邓邑,均因邓国族裔迁居而得名。山东的“登州”“文登”的得名与此也有一定关系。而由邓共盉的出土地可以推断,山东昌邑南境也曾存在一支邓国族裔。
据统计,以往出土见于著录的带铭文商周邓国青铜器共十几件,其中出土点明确者8件,分布于陕西、河南、湖北三省。昌邑出土的邓共盉,将邓国铜器的出土地扩展到四省区域,对于研究商周青铜器形制的嬗变及邓国氏族的繁衍、迁徙,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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