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大通
□吴华
熟悉铜陵大通古镇的人都知道，大通古镇的形成主要与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因素有关，因为这里是长江流向自西向东突转南北方向的大拐弯处，形成了非常优质的避风良港，所以大通便成了古时进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号称“莲花佛国”的九华山的中转站。不过，真正促进大通发展成为长江沿岸著名的商业重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明清时期名闻天下、与中国北方著名商帮“晋商”齐名的徽商，因为他们的大量涌入，才让大通的商贸业逐步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毫不夸张地说，徽商的涌入与大通古镇历史上持续的繁荣及其迅猛发展，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推进大通繁荣发展的“火车头”与“助推器”。
大通，位于青通河与长江交汇处，在历史上曾与安庆、芜湖、蚌埠并称“安徽四大商埠”。其境内的青通河，古称“大通江”，新中国成立后改名“青通河”。这条河，虽是唐宋以后朝礼九华山的“礼佛故道”，但更是明清以后徽商做长江上游生意的“经商通道”。因古时陆路交通不发达，商人经商时多是通过水路交通进行。明清时期的徽商也不例外，他们经商时，主要是通过三条水道进行：一是往南的水道——直接从新安江（发源于黄山南麓，出安徽后叫富春江，到杭州后叫钱塘江）到浙江杭州，直达东部沿海地区，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开办“胡庆余堂”等，经营浙闽沿海地区生意；二是往东的水道——沿着长江支流青弋江（发源于黄山北麓），徽商从徽州过宣城直达古时“四大米市”之首的芜湖，再经芜湖顺江而下，抵南京、镇江、扬州、上海，专做长江下游沿线生意，如清代著名的十几个家族的徽州盐商等；三是往西的水道——沿着长江支流大通江（发源于九华山北麓），徽商当年多是从石台、太平（现已更名“黄山区”）将收集的山货运抵大通江沿线码头（如童埠等），经船运至大通市，再行中转长江上游沿线各地经销，经营长江上游生意，如当时著名的徽商李辉廷，他就曾在大通开办有著名的“利和钱庄”，更曾与倡导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合办过“大通轮船招商局”等。他们当时都是乘船沿着青通河走，到大通过后再沿江而上，到江西、湖南、湖北，远达重庆、四川。大通作为当时的长江港口重镇，承担的就是徽商货物运转的中转站。因是古时徽商经商的主要通道和中转站，大通因此在当时直至民国时贸易兴盛，经济繁荣。当时的人们一直用“万商云集、香客如潮”来形容其繁华大都市的胜景。
据大通上年纪的老一辈人介绍：徽商在做长江上游生意时，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当时徽商到大通中转配货歇息时，除到馆子里点一些大通的美味江鲜吃之外，徽商将徽州的山货运到湖南、湖北或江西卖掉后，都会将空船装上两湖地区盛产的大米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在回程路过“鱼盐城市”大通时又会带上大通出产的江鱼与经销的食盐回家。
因徽商的家乡都在皖南山区，大通的江鱼便成为他们赚钱回家孝顺父母、犒赏妻儿的最好礼物。古时靠水路走很慢，徽商从大通回家起码要走好几天。因其船上正好运着带回徽州销售的食盐，他们便把那个鱼搞点水撒点盐往回运。到第二天则把水倒掉，从河中换点新鲜水，再撒点盐继续往回运。可是每年夏季，带回的江鱼大多腐烂只好扔掉，唯有鳜鱼没腐烂但发臭，崇尚节俭的他们不舍得扔掉。因鳜鱼属洄游鱼类，肉质结实，尽管有点发臭，但在食盐的腌制保存下仍能食用。用油煎加辣椒糊烧煮后，没想到竟美味可口；除了臭鳜鱼，大通的豆制品（如大通茶干、臭豆腐乳等）也为徽商所喜爱。“臭鳜鱼”和“毛豆腐”从此成了徽菜的名菜，随着徽商行走全国各地做生意而名扬天下。虽然现在人们都说“舌尖上的徽州”闻名海内外，但其实与“舌尖上的大通”不仅有着深厚的渊源，还一直是紧紧相连的。
历史上，众多徽商在大通的活动，包括徽商在大通成立泾旌太帮、新安帮等旅通同乡会等，不仅带来了大通这座千年古镇的经济繁荣，也促进了大通与外界的交流，让大通真正成为了安徽的四大著名商埠之一，更为大通后来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小上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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