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刘甲凡打我记事起妈妈就经常害牙病到她岁那年实在不行

烟台晚报 2016-08-18 09:56 大字

刘甲凡

打我记事起,妈妈就经常害牙病,到她48岁那年实在不行了,只好全部拔光镶了全口假牙。妈妈说,生我哥哥是在冬天,她坐月子时,赶巧奶奶也卧病在床,她渴了只能到水缸里舀水喝。妈妈知道,女人坐月子最忌讳的是身体受凉和饮食生冷,水缸里的水实在太凉了,妈妈就把水在嘴里含一会儿再吞下去。可防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就这样,硬是生生把一口好牙糟蹋了。妈妈说,那时要是有一把热水瓶就好了。

可当年,我们村趁热水瓶的人家几乎没有。事实上,家家户户也没有多余的柴草烧水喝,都是在水缸里舀起半瓢水,咕咚咚喝下去。即便到了冬天,充其量也就在烀地瓜的锅里熥一乌盆热水,饭后每人一碗。前街有个老杨爷爷,是从泰安过来的铁匠,经村里人撮合,到寡居的三奶奶家“拉帮套”。每逢吃饭时,他总是把一个地瓜用筷子在碗里捅碎了,舀上半碗凉水一搅和,就成了一碗地瓜稀饭。他端起来呼隆隆就扒进了肚子,用袄袖一抹嘴巴,拿“西府来子”腔吼一嗓子:“过瘾哪!”他这种另类的吃相,一直到分田到户才结束了。生产队那阵子,喝凉水那是再习惯不过的事了。在大田里干活渴了,随便在山沟边上扒一个水湾,再往水里吐一口唾沫———只要唾沫“唰”一下散开了,就说明这水能喝。不知这算哪门子理论,反正是跟爷爷那一辈学的。等水清了,就双膝跪下、双手撑地、撅起屁股,和老牛饮水差不多,“咕咚、咕咚”一气喝他个过瘾。后来,我们有计划地挖了好多处这样的水湾,周边砌着石头,留一个小豁口,一年到头,清泉涓流。于是,从春种到秋收,我们随处都能喝上甜甜的山泉水。

记忆中,村里常年喝热水的,只有一个老爷爷。听村里人说,他儿子在北京当了官,每个月按时捎给他20元钱,他是村里最有钱的人。他有一把烧水的壶,叫做快马子。他每天在自家门口的大槐树下,用几块石头把快马子支起来,把劈得细碎的小木块烧得旺旺的,时候不大,水就沸腾起来。看他把热水倒进小茶壶里,双手捧着,吮着壶嘴小口咂摸着,很享受的样子。可是,他家应该也没有热水瓶。我咋知道的?那次,邻居五伯家打发闺女,在哈尔滨的姊妹捎回一把花铁皮热水瓶,五伯就给闺女当陪嫁了。这件事让这位老爷爷知道了,就说了好些五伯很不愿意听的话:“烧的!败家子!比我还有钱么?!”

识字以后,我喜欢看大姐姐的初中课本,还记得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最后那段有这么几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打那时起我似乎知道了,妈妈和乡亲们家里为什么都没有热水瓶。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我们这一拨年轻人结婚时,婚房的橱柜上要有一架座钟、一对帽筒、一个搪瓷茶盘里放一把茶壶和四个玻璃杯,还要有一把热水瓶,这一套就是当时最时尚的摆设了。那时候,牟平百货商店把热水瓶摆在一楼的货架子上,一把花铁皮热水瓶的价格是6块3毛钱。我结婚前去打听过,凭票供应,不随便卖。后来,只得写信让我小姨从大连带回来一把。我三舅哥比我早一年结婚,他橱柜上的热水瓶只有塑料壳,里面没有玻璃胆,名副其实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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