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看电影的年代□牛正春

电影，我曾与它无缘，做梦都想看它，很难看到。

电影，我又与它有缘，天天看它，因为我当过放映员，电影队队长。

提起当年看电影，我脑海像是长了翅膀，仿佛飞跃到远古时代，距离现实生活那么遥远，又那么迷茫，再翻阅我珍藏看过电影的记录，仿佛又像发生在昨天，眼前……

童年时一次赶春会，看过土电影。四根木棍支起一个木箱子，箱子上方露出一幅彩色画片，想必是当广告。箱子中间有几个洞眼。放土电影的人，不断敲打着小锣鼓，口里唱道：往里看来往里瞧，猪八戒背媳妇过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掉到河里被蛇咬……

我们几个小孩好奇地拿出买包子的钱，趴在洞眼往里看。果然一个猪头的人，和一个女人被一条蛇缠住了。是一个画片，下面又不断地切换一些彩色的画片。有火车、飞机大炮和轮船高楼。当时我们为开了眼界而高兴。现在想起来，也许是法国的奥古斯塔卢米埃兄弟俩发明的无声电影还没传到我国吧！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家村东十里路有个国营农场，场里有时放电影。村里只要听说有电影，太阳没落，大人孩子嘴里啃着凉馍拖拖不断像赶集一样去农场看电影。有时消息不准，有人口里骂骂咧咧跑回来，后来不知谁还编起顺口溜：农场电影烫剩饭，不是“地道战”就是“地雷战”，往返一趟二十里，有时还会跑空腿。

有一天公社电影院放《卖花姑娘》，公社分给大队（行政村）电影票，大队又分给生产队，一毛一张票。我到生产队长家买到最后一张票。

公社电影院是粮站的闲仓库，此时正是三伏天，散场出来的人，个个热得像落汤的鸡，我挤进场里，只见上梁吊着两盏像萤火虫似的灯泡。没座位，人挤人全是站着的，前面的银幕只能看到上半截，模模糊糊，人嚷嚷吵叫，看不清电影也听不见声音，又热又闷，喘气也难受，这花钱找罪受，我一气之下挤出场外。

那一年我们大队文艺宣传队参加县里文化汇演，晚上招待一场电影，说是京剧《红灯记》。当时正普及样板戏。我们个个高兴地叫起来，晚饭后早早赶到大礼堂抢个座位等着看电影。银幕早早挂上了，从六点钟等到八点钟也没放电影，后来负责人说，此片还在淮北市没送过来，这边也派人去取了。大家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钟，片子才取来。礼堂也没窗帘，阳光射进来电影也没放完，片子是黑白，据说是根据电视传真拍摄。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拍摄也不先进，场里光线亮，看电影不叫看电影，只能叫听电影，那时想看一场好电影如同上蜀道一样难。

做梦也没想到，我参加工作两年后阴差阳错当了放映员，还是电影队长。电影队共五人组成，两台机子。我们是刚成立的小宿州市（地辖市）唯一一个放映队，属于宿县地区电影公司供片子。当时是七十年代末期，电影事业发展迅速，全是彩色的，有的是宽银幕，有的是立体的。我们放的全是新片子，在城郊区48个行政村巡回放映。一部片子能放二十多天，台词我们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看电影真过瘾了。

那时电影真受老百姓的欢迎，各村主动与我们联系，车接车送，热情款待，还帮我们挂银幕，架机子，扯电线。有一次我们放映尊老爱幼彩色故事片《喜盈门》，当时是阴天，老百姓及早给我们准备好防雨篷，后来下雨了，我们在雨中放映，他们在雨中看电影。

去电影公司取片子，还片子，都是我们用自行车带，往返路上迎着的人，大部分都面熟，一见我自行车带片子，就会问：“队长，带的什么片子？”“队长，去哪村放映？”“队长，哪天去俺们村？”……我刚刚回答完，又迎着的人还是问这些话，耳朵塞满了，嘴能磨烂，有时我装作耳旁风，急蹬车子跑了，还有人追着来问，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之嫌。可见群众对电影的渴望，对电影的热爱多么强烈。我也觉得我干的职业光荣伟大自豪。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发展飞快，老百姓生活提高了，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电影。一九八四年电影队解散了。我们日日夜夜团结战斗的伙伴们是哭着走的。谁能想到，时隔三十多年，2015年当年回乡务农的放映员找到我家里，让我写个当年他们在电影队里当放映员的证明。原来安徽省政府有一个文件，当年回乡务农的放映员，根据工龄，给一次性的补助费。听说他们落实政策后，每人能领到三五千元。虽然钱不多，足以说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当年为农村电影事业作出贡献的人。

如今我家买了一个大平板电视机，带有语音提示，手拿遥控器，面对电视机说出想看的电影，马上就能如愿以偿。妻子和孩子都问我，那么多的新电影不看，偏偏看老掉牙的电影。我认真地说：“我一看那老电影，周身热血沸腾，仿佛我又回到那年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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