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绵绵意切切 陈伯钧将军回乡纪实
1961年5月，陈伯钧（前右一)在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前左一）等陪同下调查当地农村情况。（段光荣 摄）
编者按：
开国上将陈伯钧，原达县河市人，26岁任红军军团长，毛主席称他为“红军干才”，曾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院长，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今年11月26日是将军111周年诞辰，本报刊发此文，以志纪念。
1949年1月15日下午，天津已全部解放，陈伯钧与12兵团的战友们还在前线执行着准备包围进攻北平的任务。当夜，兵团司令萧劲光从四野总部开会回来，谈起了兵团今后的行动方向，目标是南下鄂豫湘桂，而刘、邓二野进军四川。听到这个消息，勾起了陈伯钧的思乡之情：“如能随大军入川，看看阔别24年的故乡面貌，那将是一件何等高兴的事！”
时光倏然而逝，1958年，时任达县河市乡党委书记的龙仁喜到北京参观学习。一天下午，一位军人来到龙书记下榻的饭店，见人就问：“谁是四川达县河市坝来的书记？”龙书记见有人找自己，便对这位军人说：“我是河市乡的书记龙仁喜。”对方对龙书记说：“我们首长请您上车！”“什么首长？叫什么名字？”龙书记还未反应过来，便被请上了小车。听到这样客气的语气，受到这种尊贵的礼遇，作为大巴山的一个草鞋书记，顿时感到茫然，手足无措，却又不好意思向这位军人打听。
小车一直驶向陈伯钧的住处。龙书记下车后，早已等待的陈伯钧热情地与他握手。陈伯钧对龙书记说：“我叫陈伯钧。你是家乡来的书记，是我的父母官，欢迎欢迎。”龙书记听到“陈伯钧”的名字，马上意识到首长就是指的陈伯钧，这可是家乡出来的大人物！陈伯钧时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作为院长刘伯承元帅的助手，刚刚组建一年的学院，工作繁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来到客厅，陈伯钧对龙书记说：“十分抱歉，学院今晚要开会，研究工作，我不能陪你。今晚就在我家里吃饭，明天我再陪你看北京，看天安门，好吗？”龙书记连忙答应：“好！好！”
当晚，龙书记在陈伯钧家吃饭时，聊起了家常，陈伯钧问：“达县城到河市的公路修通没有？”“通了！通了！”陈又问：“镇上的小酒馆还存不存在？豆腐还卖不卖？干二两（指白酒）还卖不卖？”龙书记答：“现在都搞公共食堂，小酒馆没有了，只有一家国营食店。”陈伯钧说：“那小酒馆还是可以搞的嘛，既符合政策，又方便农民兄弟，农民活路做累了，习惯上街到小酒馆休息一下，喝一杯酒，吃一把麻花，或者吃一个豆腐干，或者吃一盘花生米下酒，花钱也不多，农民兄弟是欢迎的。希望你回去还是把小酒馆搞起来。”
第二天，陈伯钧陪龙书记参观北京城，一路亲自当解说员。龙书记返回河市坝后，将陈伯钧送的香烟和柑子，全部拿与乡上的干部集体分享。龙书记进京的故事，至今河市坝的老人们记忆犹新。
1961年5月上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州河两岸的油菜开着小黄花，小麦覆盖着土地。在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的河市坝旁边，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简易机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治，1958年才正式通航南充、成都。陈伯钧离开故乡35年了，这次抽时间回乡，别有一番感触，心情也不是那么轻松，更没有“衣锦还乡”的雅兴。经受自然灾害的达县，城乡显得萧条，经过“大炼钢铁”的大砍伐，山坡也变得光秃秃的。
陈伯钧下飞机后，在时任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乡党委书记龙仁喜等陪同下，径直乘车向达县河市坝中心小学校驶去，这是陈伯钧小学6年生活过的母校。学校顺州河北岸而建，坐东朝西，呈长方形的四合院式。正对校门的戏台和周围板壁青瓦的平房教室，大格木窗，没有安装玻璃，依然是儿时模样。陈伯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学堂没变样。”
陈伯钧进到学校操场时，正逢上课时间。当陈伯钧一行走进学校后，师生纷纷离开讲台和课桌，翘首探望，教室窗户上塞满了同学的小脑袋，一个个睁大双眼，相互低声细语地互相打听：“谁是陈爷爷？”身着便装的陈伯钧，对于从未谋面的师生们来说，哪里认得出来，只是互相间大胆地猜测而已。
陈伯钧走进学校办公室，问：“校长是哪位同志？”校长廖经伦这时正爬在木梯上，在“学习园地”上张贴标语。他发现一大队客人来到学校，连忙从木梯上下来。陈伯钧主动与廖校长握手后，对校长、龙书记和香山书记说：“我们还是先照相。校长依然是我的校长，站中间；龙书记是管这一方的父母官，也要站中间；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站边边；香山书记也站边边。”大家站好后，随行人员连续拍摄了三次，然后陈伯钧对校长说：“现在我和老师、同学合个影，好不好？”校长高兴地说：“好！要得！”说完便通知老师，每个班选派学生代表，大家簇拥着陈伯钧，愉快地合影。
照完相，陈伯钧走进学校办公室。碰巧陈伯钧大哥的儿子陈朝基也在学校教书。陈老师走到陈伯钧面前，亲热地说：“七爸，我们好想你哟！今天中午到我家里吃饭，我买了两个鸭子招待你。”陈伯钧说：“我忙，吃饭的事以后再说。我寄给你的《毛泽东选集》，读了没有？”陈老师连忙答应：“读了，读了！”
陈伯钧还专门到学校厕所察看，出来后对香山书记说：“连脚都下不得，太烂了。”原来厕所是吊楼木板，多年未整修，学生常年走在烂木地板上，真担心会掉到下面的粪池里。后来上级专门拨了专款，修缮厕所。
吃过中饭后，陈伯钧就到母亲坟上祭奠。这次全程陪伴陈伯钧的亲戚，只有他二舅的幺女郑睦云。郑睦云父母去世很早，加之她当时十二三岁的哥哥郑睦熙去了延安读书，她就一直寄养生活在陈伯钧母亲家。来到坟前，陈伯钧望着坟上的荒草，感触良多，微微低下了头，紧闭双眼，静静地为母亲默哀，轻轻地说了一句：“母亲，七娃子回来看您来了！”默哀后，他对郑睦云说：“幺妹，我俩在母亲坟前照个相，还是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我站坟的左边，代表母亲婆家。你站坟的右边，代表母亲娘家。你最有资格站在这里祭奠我母亲，其他的人都不行。”说完后，又对香山书记说：“请你给我两兄妹照一张相。”香山书记接过随员的相机，“咔嚓”一声，记录下了这个难忘的瞬间。陈伯钧将军很重乡情、亲情。新中国成立后，老五陈国恩的子女由他接到南京抚养，还托张宗逊将军的夫人杜芳把钱寄到河市张桂芬家，供给老二陈国志的子女上学。
随后，河市区区委书记邓泽元急匆匆地跑来见陈伯钧。陈伯钧对他说：“北京的四川老乡多，都想吃点家乡的土特产，我想最合适的就是田坎上的折耳根了。麻烦你帮我采点，好不好？”区委书记听后，连声说好。折耳根是大巴山麓最普通的一种野菜，味道独特鲜美，一般凉拌生吃。
区委书记赶到镇小学，正是学校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他把这个临时任务交给校长。校长找了几位老师，动员家住场镇附近的4个班的高年级学生，回家拿镰刀，到学校附近田坎上采折耳根。农村的孩子就是能干，半个小时就采了两背篓。陈伯钧将军与折耳根的故事，当时就流传开来，而且在口口相传中还出现了另一个版本：陈将军走在田埂上，看见茂盛的折耳根，就想起小时候在家乡时，常和兄弟、小伙伴们采折耳根吃，不禁兴致盎然，便叫警卫员给他采。老百姓说：“陈将军没有忘本。”有的老百姓就发问了：“警卫员是北方人，他认不认得折耳根？”“有陈将军教他，哪有认不得的道理？”有的又问：“警卫员身上只挎了手枪，没有镰刀，怎么采？”“用手摘嘛。”“你们还不晓得，陈将军接过警卫员采的折耳根，洗都没有洗，拿在嘴里就吃。一边嚼，还一边说，真香！好吃！带回北京让一家大小都尝尝。”老百姓说：陈将军没有上将的派头。
陈伯钧的父母陈、郑两大家，在河市坝都是望族，直系血亲的上辈、同辈和晚辈，在场镇附近就有几十号人。下午，这些三亲六戚们早早地齐集在公社礼堂，满怀希望地等候陈伯钧，心想今天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不指望八大碗莱，至少也还有一点荤菜。陈伯钧和亲戚们集体见面后，只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希望大家共同克服当前生活的困难，听从当地政府的领导，把生产搞好。”然后和亲戚们一一握手，就告别了。亲戚们感到莫大的失望，怏怏离去。他们哪里知道，陈伯钧回乡吃的每一顿饭，都是要交粮票的，他每月也只有二三十斤的粮食定量。就是陈伯钧想好好招待亲戚们，也是有心无力啊。但这样的事，陈伯钧也无法向亲戚们解释。
陈伯钧从河市坝驱车15公里，到县城后，在时任军分区副政委杨大尤的陪同下，专门去城西州河边的塔沱，在初夏的和风中，俯视达县城。
在达县停留数日后，陈伯钧便启程返京了。这是他1926年离家参加革命后第一次返乡，也是最后一次返乡。
（达川区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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