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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绵绵意切切 陈伯钧将军回乡纪实

达州晚报 2021-11-25 10:11 大字

1961年5月,陈伯钧(前右一)在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前左一)等陪同下调查当地农村情况。(段光荣 摄)

编者按:

开国上将陈伯钧,原达县河市人,26岁任红军军团长,毛主席称他为“红军干才”,曾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院长,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今年11月26日是将军111周年诞辰,本报刊发此文,以志纪念。

1949年1月15日下午,天津已全部解放,陈伯钧与12兵团的战友们还在前线执行着准备包围进攻北平的任务。当夜,兵团司令萧劲光从四野总部开会回来,谈起了兵团今后的行动方向,目标是南下鄂豫湘桂,而刘、邓二野进军四川。听到这个消息,勾起了陈伯钧的思乡之情:“如能随大军入川,看看阔别24年的故乡面貌,那将是一件何等高兴的事!”

时光倏然而逝,1958年,时任达县河市乡党委书记的龙仁喜到北京参观学习。一天下午,一位军人来到龙书记下榻的饭店,见人就问:“谁是四川达县河市坝来的书记?”龙书记见有人找自己,便对这位军人说:“我是河市乡的书记龙仁喜。”对方对龙书记说:“我们首长请您上车!”“什么首长?叫什么名字?”龙书记还未反应过来,便被请上了小车。听到这样客气的语气,受到这种尊贵的礼遇,作为大巴山的一个草鞋书记,顿时感到茫然,手足无措,却又不好意思向这位军人打听。

小车一直驶向陈伯钧的住处。龙书记下车后,早已等待的陈伯钧热情地与他握手。陈伯钧对龙书记说:“我叫陈伯钧。你是家乡来的书记,是我的父母官,欢迎欢迎。”龙书记听到“陈伯钧”的名字,马上意识到首长就是指的陈伯钧,这可是家乡出来的大人物!陈伯钧时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作为院长刘伯承元帅的助手,刚刚组建一年的学院,工作繁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来到客厅,陈伯钧对龙书记说:“十分抱歉,学院今晚要开会,研究工作,我不能陪你。今晚就在我家里吃饭,明天我再陪你看北京,看天安门,好吗?”龙书记连忙答应:“好!好!”

当晚,龙书记在陈伯钧家吃饭时,聊起了家常,陈伯钧问:“达县城到河市的公路修通没有?”“通了!通了!”陈又问:“镇上的小酒馆还存不存在?豆腐还卖不卖?干二两(指白酒)还卖不卖?”龙书记答:“现在都搞公共食堂,小酒馆没有了,只有一家国营食店。”陈伯钧说:“那小酒馆还是可以搞的嘛,既符合政策,又方便农民兄弟,农民活路做累了,习惯上街到小酒馆休息一下,喝一杯酒,吃一把麻花,或者吃一个豆腐干,或者吃一盘花生米下酒,花钱也不多,农民兄弟是欢迎的。希望你回去还是把小酒馆搞起来。”

第二天,陈伯钧陪龙书记参观北京城,一路亲自当解说员。龙书记返回河市坝后,将陈伯钧送的香烟和柑子,全部拿与乡上的干部集体分享。龙书记进京的故事,至今河市坝的老人们记忆犹新。

1961年5月上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州河两岸的油菜开着小黄花,小麦覆盖着土地。在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的河市坝旁边,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简易机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治,1958年才正式通航南充、成都。陈伯钧离开故乡35年了,这次抽时间回乡,别有一番感触,心情也不是那么轻松,更没有“衣锦还乡”的雅兴。经受自然灾害的达县,城乡显得萧条,经过“大炼钢铁”的大砍伐,山坡也变得光秃秃的。

陈伯钧下飞机后,在时任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乡党委书记龙仁喜等陪同下,径直乘车向达县河市坝中心小学校驶去,这是陈伯钧小学6年生活过的母校。学校顺州河北岸而建,坐东朝西,呈长方形的四合院式。正对校门的戏台和周围板壁青瓦的平房教室,大格木窗,没有安装玻璃,依然是儿时模样。陈伯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学堂没变样。”

陈伯钧进到学校操场时,正逢上课时间。当陈伯钧一行走进学校后,师生纷纷离开讲台和课桌,翘首探望,教室窗户上塞满了同学的小脑袋,一个个睁大双眼,相互低声细语地互相打听:“谁是陈爷爷?”身着便装的陈伯钧,对于从未谋面的师生们来说,哪里认得出来,只是互相间大胆地猜测而已。

陈伯钧走进学校办公室,问:“校长是哪位同志?”校长廖经伦这时正爬在木梯上,在“学习园地”上张贴标语。他发现一大队客人来到学校,连忙从木梯上下来。陈伯钧主动与廖校长握手后,对校长、龙书记和香山书记说:“我们还是先照相。校长依然是我的校长,站中间;龙书记是管这一方的父母官,也要站中间;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站边边;香山书记也站边边。”大家站好后,随行人员连续拍摄了三次,然后陈伯钧对校长说:“现在我和老师、同学合个影,好不好?”校长高兴地说:“好!要得!”说完便通知老师,每个班选派学生代表,大家簇拥着陈伯钧,愉快地合影。

照完相,陈伯钧走进学校办公室。碰巧陈伯钧大哥的儿子陈朝基也在学校教书。陈老师走到陈伯钧面前,亲热地说:“七爸,我们好想你哟!今天中午到我家里吃饭,我买了两个鸭子招待你。”陈伯钧说:“我忙,吃饭的事以后再说。我寄给你的《毛泽东选集》,读了没有?”陈老师连忙答应:“读了,读了!”

陈伯钧还专门到学校厕所察看,出来后对香山书记说:“连脚都下不得,太烂了。”原来厕所是吊楼木板,多年未整修,学生常年走在烂木地板上,真担心会掉到下面的粪池里。后来上级专门拨了专款,修缮厕所。

吃过中饭后,陈伯钧就到母亲坟上祭奠。这次全程陪伴陈伯钧的亲戚,只有他二舅的幺女郑睦云。郑睦云父母去世很早,加之她当时十二三岁的哥哥郑睦熙去了延安读书,她就一直寄养生活在陈伯钧母亲家。来到坟前,陈伯钧望着坟上的荒草,感触良多,微微低下了头,紧闭双眼,静静地为母亲默哀,轻轻地说了一句:“母亲,七娃子回来看您来了!”默哀后,他对郑睦云说:“幺妹,我俩在母亲坟前照个相,还是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我站坟的左边,代表母亲婆家。你站坟的右边,代表母亲娘家。你最有资格站在这里祭奠我母亲,其他的人都不行。”说完后,又对香山书记说:“请你给我两兄妹照一张相。”香山书记接过随员的相机,“咔嚓”一声,记录下了这个难忘的瞬间。陈伯钧将军很重乡情、亲情。新中国成立后,老五陈国恩的子女由他接到南京抚养,还托张宗逊将军的夫人杜芳把钱寄到河市张桂芬家,供给老二陈国志的子女上学。

随后,河市区区委书记邓泽元急匆匆地跑来见陈伯钧。陈伯钧对他说:“北京的四川老乡多,都想吃点家乡的土特产,我想最合适的就是田坎上的折耳根了。麻烦你帮我采点,好不好?”区委书记听后,连声说好。折耳根是大巴山麓最普通的一种野菜,味道独特鲜美,一般凉拌生吃。

区委书记赶到镇小学,正是学校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他把这个临时任务交给校长。校长找了几位老师,动员家住场镇附近的4个班的高年级学生,回家拿镰刀,到学校附近田坎上采折耳根。农村的孩子就是能干,半个小时就采了两背篓。陈伯钧将军与折耳根的故事,当时就流传开来,而且在口口相传中还出现了另一个版本:陈将军走在田埂上,看见茂盛的折耳根,就想起小时候在家乡时,常和兄弟、小伙伴们采折耳根吃,不禁兴致盎然,便叫警卫员给他采。老百姓说:“陈将军没有忘本。”有的老百姓就发问了:“警卫员是北方人,他认不认得折耳根?”“有陈将军教他,哪有认不得的道理?”有的又问:“警卫员身上只挎了手枪,没有镰刀,怎么采?”“用手摘嘛。”“你们还不晓得,陈将军接过警卫员采的折耳根,洗都没有洗,拿在嘴里就吃。一边嚼,还一边说,真香!好吃!带回北京让一家大小都尝尝。”老百姓说:陈将军没有上将的派头。

陈伯钧的父母陈、郑两大家,在河市坝都是望族,直系血亲的上辈、同辈和晚辈,在场镇附近就有几十号人。下午,这些三亲六戚们早早地齐集在公社礼堂,满怀希望地等候陈伯钧,心想今天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不指望八大碗莱,至少也还有一点荤菜。陈伯钧和亲戚们集体见面后,只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希望大家共同克服当前生活的困难,听从当地政府的领导,把生产搞好。”然后和亲戚们一一握手,就告别了。亲戚们感到莫大的失望,怏怏离去。他们哪里知道,陈伯钧回乡吃的每一顿饭,都是要交粮票的,他每月也只有二三十斤的粮食定量。就是陈伯钧想好好招待亲戚们,也是有心无力啊。但这样的事,陈伯钧也无法向亲戚们解释。

陈伯钧从河市坝驱车15公里,到县城后,在时任军分区副政委杨大尤的陪同下,专门去城西州河边的塔沱,在初夏的和风中,俯视达县城。

在达县停留数日后,陈伯钧便启程返京了。这是他1926年离家参加革命后第一次返乡,也是最后一次返乡。

(达川区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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