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灵感靠什么刺激? 有感于指挥家张国勇之问
□逄春阶
我国著名指挥家、歌剧《檀香刑》的指挥张国勇先生11月12日下午在国家大剧院给我上了一课。他问莫言,你的创作灵感靠什么刺激?是不是先跟人家签约,人家付了版税你才激发出创作激情?莫言笑着说:不是,我想更多的是自发的。张国勇说:这跟音乐创作有所不同,有些音乐人,你不签约,不付版税,我灵感就出不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要我写”,还是“我要写”的问题。张国勇之问,引起了我的思考,要我写,还是我要写?写什么?怎么写?
张国勇以编剧李云涛改编《檀香刑》为例说明,他说从剧本、作曲看,丝毫没有做作和刻意,这部作品是李云涛有感而发的,他要写,要写好,不迁就,不将就,所以这部歌剧非常讲究。这跟充满了商业味道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有些歌剧为了赶时间,粗制滥造明显,有些甚至不能叫歌剧语言,就这么上来了,创作者连自己的声誉都不顾,不负责任。相比之下,李云涛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真诚的。
来点儿刺激,才能产生灵感。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电影,敌人部队的长官,每当冲锋的时候,总要声嘶力竭地大喊:弟兄们,给我上,捉活的,谁捉到,赏十块大洋。这就是刺激,刺激管用吗?对士兵来说,好像也没管啥用。带有商业气息的物质刺激,有些行业管用,但是文学艺术自有其规律,外力的刺激,作用力微乎其微。苏轼的灵感来了的时候,是这样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这状态不是刺激所能达到的。
灵感来自于哪里?历来众说纷纭。我比较信服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的观点,他将“创造生活的欲求”和“强制压抑之力”看作灵感的重要来源。为什么古人说“文章憎命达”,其实是不得不写,不写出来,就如骨鲠在喉一样难受,就跟下蛋的鸡一样,不下出来,它憋得难受。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是当码字工,凑字数。而是进入一种疯魔状态、痴狂状态、忘我状态。
我曾经问过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写作灵感的问题,王蒙没直接说,而是说了一串比喻:灵感是暗夜里的火花,小溪里的浪花,花园里的第一朵报春花,来自生命体验。比如,自己在新疆生活了16年,新疆令他的生命得到新的体验和洗礼,“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蒙,也不会有以后的王蒙。”想到新疆,想到那里的老乡们,或者想起了一句话,甚至想起了某年某月的一阵风、一场雪,灵感就来了,灵感来了,不期而遇,赶紧抓住,那是幸福的。
又回到张国勇之问,是我要写,不是商业利益买着你写,是我要唱,开心地唱,发乎内心地忘情地唱。张国勇说:“《檀香刑》在后面担任合唱的孩子们,我爱死他们了。这些孩子非常天真,非常纯洁,完全没有被社会的不良风气所污染,山东艺术学院这群孩子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是非常朴实的艺术投入,这些学生们的演唱,恰恰是专业文艺人员所不具备的。”社会上是这样的,来唱一曲,先要问价格,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卖多少力。长此以往,艺术就被断送了。
鲁迅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安逸,是灵感的敌人,利益刺激,往往让人懒洋洋的,安逸起来。一切都是应付,没有了神圣和崇高。买来的“灵感”,是廉价的,也就是挤牙膏一样的,硬挤出那么一点点而已。真正的灵感靠的是汗水、泪水,是心血所凝,而不是精打细算。
听了张国勇指挥的话,我在想,灵感确实需要“签约”的刺激,不过是自己跟自己签约,是跟音乐签约,是跟艺术签约,是跟良心签约,是跟尊严签约,是跟时代签约。灵感不是靠什么促进剂就刺激出来的,是长期浸润的结果,是拥抱生活、热爱艺术,拥抱、热爱出来的。当然,如果“要我写”,碰撞出了火花,变成了真正的“我要写”,那就更好了。张国勇先生,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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