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文学首先要讲好滨州故事”——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丽军与滨州作家畅谈文学创作

李默摄影本报记者  刘清春  本报通讯员  赵燕汝

近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丽军教授走进市图书馆畅谈文学创作。11日晚，他与李登建、赵雪松、许烟华等滨州作家在市图书馆尼山书院举办了一场小型文学沙龙活动。次日，他又带来了一场以《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故事——以路遥、贾平凹和梁鸿作品为例》为题的文学讲座。他认为，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讲好本地文化，滨州文学首先要讲好滨州故事。

他为什么这么说？怎样才是真正有传世价值的当代文学？文学与乡土中国转型究竟有何种关系？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滨州是人文重地，一直关注李登建大平原写作等滨州文学

“非常高兴来到滨州这个人文重地，像李登建先生的大平原写作等滨州文学，我一直在关注。”张丽军说，自己一直关注地域文学创作，在2012年就曾参加“美丽泉城”文学论坛。

他说，作为当代文学评论家，他注意文学创作现场，他的写作就是从山东文学出发，从中汲取鲜活力量。当他听说，86岁的滨州老诗人飞雪被誉为“黄河口散文家”，作家雪松将深厚感情浇灌于《草木集》等作品时很高兴。

“最近，我与省作协主席张炜做了对话，就发现他的新作《独药师》是在重新书写他的故乡烟台，又一次从土地出发。”张丽军介绍，《独药师》的背景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基督教登陆山东东部半岛，教会学校及西医院初步兴起，半岛地区首富和养生世家的季府面临空前挑战。

张丽军认为，该作从地域出发却超越了地域，讲述的是中国正经历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中有烟台独有的海洋文化，浸润着作家深沉的生命体验，是在激情澎湃地走向大地。可见，从生命体验出发，从脚下热土出发，是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

“既要扎根地域人文，更要有超越性的精神思索”

张丽军坦言，在目前当代文学创作中，很多作家过于重视故事描述、架构，忽略了背后的时代风景和地域民俗，难以达到汪曾祺等经典作家的深度，人文底蕴有所欠缺。作家在故事写作中，要将民俗文化、丰富景观提炼出来，将文化演变、人心演变勾勒出来，这需要深厚的历史理解。

他说：“每个地方、每个村庄甚至每个家族都有它的故事，刘震云就讲一个村，莫言就是聚焦高密东北乡。从地域入手超越地域，是从历史中寻找富矿的重要方式。”

但有作家直言，山东文学注重扎根自己的人文传统，但同时容易局限于固定的写作框架，欠缺形而上的思考、超越性的精神思索，如对现当代民众所受的文化磨难多有回避。

张丽军对此表示认同，他对此概括为“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乡土人文写作既是很多山东作家的优势，也是一种障碍和局限，如果写成一本本的“地方文化志”，却没有精神性的超越、批判性的力量，那就难以获得长久价值。

如何超越地域呢？

张丽军认为，西方文学习惯以主客二分思维划分世俗、宗教两个世界，从世俗形而上为宗教思考。而古代中国作家往往是穿过地域、家族小传统走向国家大传统，最后提炼为“道”的境界。因而，“每个作家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个人境界。”

“要写就写非写不可的东西，写出自己的生命与信仰”

怎么提升作家个人境界？张丽军认为，好的创作关键要充分调动生命激情，书写自己切身的生命体验。“要写就写非写不可的东西！创作就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存在的呈现。”

他认为，作家在写作前要问问自己，是否是非写不可，能不能投入全部的感情、力量。“看敦煌莫高窟的佛造像，我们今天仍然感觉那么好？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每一下锤凿，打出的都是一个个工匠内心的信仰！这是生命的印记！像陈忠实早期写作好像有些笨拙，他就是发愿，要写作一部垫棺作枕、传世之作！因而，他作品里充满对关中、历史、国家、乡绅、农民的深刻理解，这是他的生命体验啊。”

张丽军认为，文学评论写作同样是一种创作。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夜间工作：“深夜家人都睡了，一切都静了，我在键盘上啪啪地敲字，猛然想到，时间、生命就这么一分一秒地流逝了！我的生命、血肉就是在化成这一个个文字啊，这每个字符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啊。因而，我在想，敬畏文字就是敬畏生命，我要写的肯定是非写不可的东西。”

乡土中国城镇化的巨大转型，即是当代作家的历史机遇

那么，文学和历史究竟是何种关系？乡土中国与文学究竟是何种关系？

“做老舍研究，我逐渐发现，祥子的悲剧不单局限于那个时代，其实是一种农村人进城挣扎的悲剧。祥子将人力车看做土地，性命一样，紧握不放。他挣来的那点钱不去理财不去买东西，就是要买车，一根筋到底。这是一种乡土文化不能适应城市空间的悲剧。”

张丽军说，祥子悲剧与当下城市化进展急速加快，大批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的社会现实具有对照意义。

从祥子出发，张丽军介绍了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他认为，梁鸿作品创造了乡土中国文学写作的“当代传奇”，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文学文本。从乡土中国百年文明转型、文化变迁和审美嬗变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梁庄”，从中不仅触摸到微妙而又坚实存在的自我生命之根，而且感受到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乡土中国现代性转型远远没有终止，梁庄人和出梁庄人在继续经历现代性撕裂痛苦的同时，也将迎来全面挣脱束缚、全面解放的新历史动力、新可能性与新使命。

因而，他认为，乡土中国城镇化的巨大转型，即是当代作家的历史机遇，也是深沉的严峻课题。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到建国后十七年再到改革开放，乡土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遇的大变局”，百年文学审美叙述在跌宕起伏。

今天，我们仍处于重大转型中，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讲好本地文化，要创作出真正有传世价值的作品需要从脚下热土出发，从本土故事、风景、民俗等人文底蕴出发，从作家的生命体验出发，充满生命激情地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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