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知寒与“岗上文化” 马西良（滕州）

岗上遗址因分布在滕州市东沙河镇岗上村而得名。遗址位于岗上村东，北留路北侧，地理环境属于低缓丘陵地带。1961年夏，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风貌，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联合组成考古试掘小组进行发掘。

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刚刚发过大水的小郭河，两岸的树木一片葱绿，河岸边被山洪冲刷的犬牙交错，大片的茅根露出了鲜嫩的白根，被冲歪的大树悬在河岸。一名青年不顾天气炎热趴在河岸上，捡拾着裸露的一块块残瓦碎碗，仔细观察上面的纹饰……

他就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张知寒。张知寒根据学到的知识，从河岸两侧断层观察，土层中暴露出许多灰层，夹杂着一些红烧土、人骨、彩陶器残片等。这意外的发现震惊了年轻的大学生，他虽还未识“庐山真面目”，却意识到发现了“新大陆”。张知寒欣喜若狂，心中好像发现了宝贝一样高兴。他把精心搜集到的几百片彩色陶片运回学校交给老师们研究。经初步确认：张知寒发现了山东第一片彩陶。这也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彩陶遗址，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彩陶历史和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张知寒，原名张振衡，1928年10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滕县（今滕州市）城北顾家庙村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他的祖上在清代曾经出过三个举人、五六个秀才。载入山东史册的鲁南抗战领导人孔昭同、彭畏三、董尧卿等人，都是他的族伯张敬斋、张传举老先生的学生和挚友。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张知寒六七岁时即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论语》《朱子治家格言》等，在滕北一带素有神童之称。

1945年秋，张知寒在徐州读师范时经刘子衡先生介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后３年多时间里，他以经商为掩护，来往于徐州、滕县等地，一方面为我党搜集、传递情报，一方面购买解放区所需的医疗器械、药品等送往鲁南军分区。1947年春，他在徐州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踪和逮捕，后经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后受党的委派，他跟随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刘子衡先生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后又参加了渡江战役、抗美援朝。在一次空军训练当中，他不慎摔伤了身体，1951年转业到鲁中南干部疗养院任秘书工作。1954年他以选干生的身份，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

张知寒发现发掘的岗上遗址，开启了对于一个时期文化的研究。1961年夏，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风貌，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联合组成考古试掘小组进行了发掘。历时半月，清理墓葬8座，灰坑1个，开挖深沟1条，共得到遗物百余件。根据发掘资料分析，此处遗址的年代，最早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并含有龙山、商周等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在遗址中采集的含碳标本，经放射同位素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6000至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约2000年。

“文革”中，岗上遗址遭受了严重破坏。当时，在中心部开掘了一条东西向水渠，破土时，发现了许多完整的人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松绿石等文物，其中一件人面纹玉饰特别精致，其长3.2cm，宽3.9cm，用阳线刻画人面轮廓和椭圆形眼眶，眶内刻短线表示眼睛，三角形鼻，口用短横线表示，人面神情含蓄恬静，距今约5000年，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这件人面纹玉饰，不仅为研究史前雕刻艺术，同时也为探索东夷部族的原始宗教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岗上文化的年代从六千年前开始，大约经历了两千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岗上的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那时，人们已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房屋由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发展成为地面建筑，面积由五六平方米扩大到二十平方米。他们的石斧、石铲等工具由厚而薄，越做越精，大大加快了耕种收割的进度。猪和狗成了主要的家禽。手工业有石器、骨器制作、制陶、纺织、木作、编织等。晚期出现的薄胎彩陶罐片、白陶片，代表着制陶工艺和材料方面的重大成就。

岗上遗址经考古专家的发掘、研究，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是母系氏族社会转至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婚姻关系，它已由族外群婚发展到对偶婚，也就是一个男子和女子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不稳定地共同生活。对偶婚的出现，促使了母权制的瓦解，父权制的产生。因为此时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均有很大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妇女则被排挤到次要的地位。在岗上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男女合葬或男女带小孩合葬，标志着母系氏族社会已经结束，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后期墓葬中，发现随葬品有多有少，意味着贫富开始分化，私有制开始产生，原始社会趋于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 

继发现岗上遗址之后，点起了张知寒对东夷文化研究的薪火。国家和山东省的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滕州境内的前大宫庄村南、官桥东村、西康留村北、轩辕庄村东北、北辛村北薛河故道北岸、前皇甫村西、前坝陵桥西等处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和前掌大、北辛文化两个国家级保护遗址。从这些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可以进一步展现出那个时代先民们的生产与生活情境。

随着高铁新城的开发建设，对于岗上遗址与岗上遗址文化研究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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