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魅力 ——— 再说清代夹仓口衰落
┬ 庞岸
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邓公说，好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把好人变成坏人。
晚清，日照夹仓口衰落，问题出在制度上。过去一个繁华的港口，在很短的时间里萧条了。什么原因？郭嵩焘记下了当时日照县令朱湘的评议。朱县令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但却没有治理。夹仓口没有在政府主导下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朱县令仍然任由“行户无章程”这样一个坏制度继续下去，投资者和经营者到别的地方去，资金、技术、设备与人才纷纷外流，最终夹仓口衰落。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制度变迁的范本。
夹仓口的衰落启示我们，一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建立起刚性约束机制，加大对官员的约束，以降低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明晰社会各界的行为边界，使之不越界，防止无序的竞争。从根本上降低经营者和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增强竞争力。
说白了，就是要政府增加优质的制度供给，防止来自上述两个方面给社会造成的损害。
一是对吏的约束。
中国古代胥吏的寻租，五花八门，寅吃卯粮，偷天换日，什么手法都有。精彩里面有智慧。胥吏如狼似虎，黑的白的通吃。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梦狼》一文里，专说衙役敲竹杠的精彩：
邹平李进士匡九，居官颇廉明。常有富民为人罗织，役吓之曰：“官索汝二百金，宜速办；不然，败矣！”富民惧，诺备半数。役摇手不可。富民苦哀之，役曰：“我无不极力，但恐不允耳。待听鞠时，汝目睹我为若白之，其允与否，亦可明我意之无他也。”少间，公按是事。役知李戒烟，近问：“饮烟否？”李摇其首。役即趋下曰：“适言其数，官摇首不许，汝见之耶？”富民信之，惧，许如数。役知李嗜茶，近问“饮茶否？”李颔之。役托烹茶，趋下曰：“谐矣！适首肯，汝见之耶？”既而审结，富民果获免，役即收其苞苴，且索谢金。
县大老爷自认为清廉如水，但抵不住手下胥吏却奸猾如狐，贪性如狼，当堂之下，二百金轻松到手，而县大老爷得到的信息却只是喝水抽烟。这样的县官只能算是个昏官。《水浒》里的衙役们，收起银子来，毫无顾忌。林冲发配沧州，差拨见面就骂，骂得林冲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林冲拿出了银子，差拨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夸林冲，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也不过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原因是政府不能提供刚性的约束机制，政府的透明度不够，造成信息不对称，导致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高企，租金被衙役索去。一般百姓怕与政府打交道，那就必然去寻找另一种渠道，寻找一种中介与政府交易，增强对个体的保护，于是地下组织就活跃起来。
二是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组织的打击。
制度失范，胥吏寻租成本太高，便导致地下的交易增多。地痞流氓乘势而起，抢地盘，收保护费。外来经商者，没有一笔保护费，则很难生存。水浒传里的牛二，打遍东京似乎无敌手，但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活动。所以称“没毛大虫”。当年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则用另外一种方式收取租金。杨志去卖刀，定会收摊子费。江州的张顺，是典型的渔霸。江州的活鱼市场，他不到场，谁也不敢开市。垄断了整个江州的活鱼市场。那摊子费，最终还是摊到了消费者的头上。九十年代初，上海的菜市场就被山东某县的农民所把持，价格都由他来定。比张顺高明得多。宋江到江州，那天没有喝到新鲜鱼汤，引出了李逵与张顺的一场水陆大搏击。施耐庵的着眼点，意在引出未来的梁山好汉，向看官说项。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可以看出宋代地下组织对于经济活动的垄断情况。穆弘兄弟因为“病大虫”薛永没交地摊费，规定任何人不得给演出费。宋江交给了“病大虫”一点钱，由此引发了一场血腥的追杀。真正是江湖险恶，地痞流氓坐大。这样的地方，谁还敢去经商？重庆打黑，既打击了像文强这样的地方大吏，也打击了陈明亮、陈坤志这一帮大黑。使企业和百姓的交易成本大大下降，同时也增强投资者的安全预期，行为预期。其意义不可小视。
有一年，《经济学消息报》有一篇小文章，题目是《分粥的故事》，说的就是制度的重要性。说的是不同的制度供给会使人的行为随之而改变。当时觉得有趣，就抄下来，好在文章不长，全文照登，使博友一读为快：
有七个人曾住在一起，每天分一大桶粥。要命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的。
一开始，他们抓阄来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天。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
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强权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瘴气。
然后大家开始组成3人的分粥委员会及4人的评选委员会，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
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他人都挑完后拿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平，也只能认了。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同样是七个人，不同的分配制度就会有不同的风气。
怎样的故事，要讲清制度的变迁作用，都有其局限性。这个故事也一样，它讲的是，在商品短缺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制度创新，随着制度的不断演变，人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分粥人的道德似乎得到了提升。但其背后的理路，却是以防范人的恶行的出现来设计的，这就是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人是经济人，都是以投入最少获得最大进行博弈的。胥吏奸猾，大把拿银子，敲百姓的竹杠，就是因为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张顺、张横兄弟之所以横，穆弘兄弟之所以霸道，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构成对他们的打击。他们强大了，百姓就暗无天日了。严重下去，百姓会背井离乡，经营者或换个地方，或走西口，或下江南，或闯关东。总要找到一个成本相对低的地方。但此一地则迅速萧条，衰落那是自然的！
有一年，媒体报道，德国总理施罗德，住不起国家给他提供的总理官邸，只得在总理府旁边租用一套小面积的住宅；乘不起政府给他提供的豪华坐车，和老婆孩子周末出去度假，开着私人的老爷车，保镖却坐着豪华的车子，远远地跟在后边，恰成一道风景。为什么？因为施罗德离过三次婚，财产都分得所剩无几了，政府提供的公寓，提供的豪华车，总理可以住，可以坐，但妻子女儿要付费，这是制度！无奈，施罗德只好开着自己的老爷车，稀里哗啦、颠颠簸簸地前行。这一道风景，是无奈，还是精彩，看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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