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心灵深处那一刻的风景
┬ 庞岸
历史是一个大筛子，在筛掉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微枝末节的同时，也筛掉了那些丰富生动的细节。恰恰这些细节，有时会决定历史走向。
清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十日，这一天的日照，“大风且雪”，山东半岛已进入了寒冷的冬季。咸丰皇帝的秘书郭嵩焘来日照。他是受了僧格林沁的邀请，到山东河北沿海视察海口税收。此时，郭嵩焘四十二岁，是咸丰皇帝的近臣。咸丰八年时，曾为僧格林沁办了一些事情，颇得僧氏赏识，僧氏说他是“见利不趋，见难不避”。邀他来自己的辖区帮办，僧氏心里的算盘是什么，我们无从考察。但作为清政府的方面大员，和中国当时的顶级文人士大夫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关系，是有助于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僧、郭之交，正折射出这个时期中国方面大员与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微妙的关系。
按照官场的潜规则，受人之邀，当是帮人说话，僧格林沁的意图清楚得很，当然是希望郭能帮他在皇帝面前多多美言。但郭嵩焘这个人，性格不是一般的倔。他认死理，不按官场的潜规则行事。从天津出发，河北山东的沿海一路走来，发现不少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犯了官场的大忌。自然惹怒了僧格林沁。僧氏对郭的态度立马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邀请巡视，到处处设防，再到形同水火，派员监视，一直到后来参奏皇帝，郭也因此受到了清廷的训斥。一气之下，郭嵩焘辞官归里，回家赋闲了。
郭嵩焘为何做出辞职的决定？是什么东西在冥冥之中决定了他的行动？看看他的日记，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些蛛丝马迹。
十一月初十日，郭氏的日记，为他后来的辞职添了很好的注脚：
初十日(1859年农历十一月初十)，八里，至龙汪口，(即安家口)察看海口情形。铺户数十间，在海汊北岸。口门尚宽。入内则一线水沟。岸南炮台一座，已倾圮。地势一望平衍，海口亦无山岛，大船入内，惟患浅而不患礁石。仍回王家滩尖。廿五里，小崦。五里，小店，廿里，石桥。十里，近桃林，宿。由小店一带略近十余里，青州入沂州之大道也。近桃林十余里，两面山势环抱，中有大溪，良田丛木，想见山居之乐。是日大风且雪，而云不掩日，移时复开霁。阴阳杂乱，非佳兆也。
王家滩行馆悬郑板桥诗二首，极有逸致。诗云：
半缺柴门叩不开，石棱砖缝好苍苔。
地偏竹径清于水，雨冷诗情瘦似梅。
山茗求赊将菊代，学钱无措唤儿回。
塾师亦复多情思，破点经书手送来。
万里西风画角哀，五更霜月起徘徊。
薄田累我年年种，秋稼登场事事来。
私券官租纷宿欠，女裙儿褐待新裁。
老亲七十豪情在，斗米焉能废腊醅。
跋云：板桥居士署中无事，回想故乡风景有如是者，书之以识不忘也。乾隆壬申。
日记记的是个人的行藏，那若隐若现的背后，反映出个人的心境以及心底微澜。郭嵩焘当时与僧格林沁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其心境糟糕透顶。沿着沿海一路南行，越到后来越是糟糕。但是否决定了辞职，尚不得而知。在日照王家滩行馆里，这幅郑板桥的画与诗，是否是郭氏后来辞职的发酵剂？不好说。但此情、此景、此画、此诗，郭嵩焘确是别有一番滋味。这个细节。使他心理路向发生转折，是确定无疑的。
晋朝人张翰，洛阳做官，秋风起，思念起家乡吴中的莼菜汤与鲈鱼脍的美味，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梁朝萧宏领军北伐，他让丘迟写信给投降北魏的梁朝武将陈伯之，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中一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打动了陈伯之的故国之思。陈伯之率部归降梁朝。
无论张季鹰还是陈伯之，人的情绪的微妙变化，那些不易觉察的人心深处，决定了人生的重大行动，郭嵩焘也不例外。此时，日照正“大风且雪”，一个士子，飘然伫立于黄海滩头，这一份孤寂与落寞，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体验的。郑板桥的诗与画，是否触动了他那一缕乡情？湖南人的倔脾气一上来，使他进一步坚定了辞官归里的决心。
出世与入世，是历代知识分子们的两种抉择。以入世态度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学赋予中国知识分子们最高的理想目标。但现实却往往是残酷的，处处埋伏着险恶，当他们面临一个复杂而险恶的世界，而又无法应对时，老庄思想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处世的另一种人生态度。避世，向往桃花源的世界，陶渊明杜撰的桃花源，成为一千六百多年来知识分子们在政治失意下梦想的世界。出世与入世，知识分子坐在这摇荡的秋千上，奔的是入世的修齐治平，但每一次的接近目标时，又总是在历史的惯性下回归。不断寻找一种平衡，摇来荡去……此时的郭嵩焘也颇有一些张季鹰的味道，想起了家乡风景，此时的大雪也动了他的乡情，看来辞职归故里，在他已经是必然的选择了。
日照王家滩行馆里的那一天，无论对于中国的历史，还是对于郭嵩焘本人，都微不足道，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件事。都不会被史家所关注。史家所记录的，往往只是粗略的大概，但人的思想却如江河行走，平静的水面下，其实暗流涌动。人们往往只关注外在的汹涌澎湃，波澜壮阔，而支撑着这波澜壮阔的，则是那些看不见的潜流。一滴水，能折射出日月星辰的光芒，但人们面对江河奔涌，并不关注一滴水 的 精彩。历史学家们，关注重大事件，细微的事件往往会被省略，被筛掉。而恰恰是这些细节，却微妙地决定了人的重大的行动。
郭嵩焘回京后不久便辞职，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不久即患病。1861年，正是辛酉年，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咸丰临死前，委任户部尚书肃顺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但历史从来不按规则出牌。十一月，慈禧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肃顺被杀，与郭嵩焘关系至交的吏部尚书陈孚恩也被捕入狱，发配新疆。
郭嵩焘能够成为南书房行走，肃顺是主要推荐人。陈孚恩与郭的关系属亦师亦友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在政治高层这个圈里，肃顺极为欣赏郭嵩焘。郭嵩焘辞职回乡，躲过了这场风波。后来郭嵩焘出使西洋，为英法大使，成为中国出使西洋第一人，也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如果没有这一次辞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将会少了些风采。郭嵩焘辞职的精神诱因又在哪里？“大风且雪”的王家滩，郑板桥的诗与画，是否就是这郭氏辞职的诱因呢？
人就是这样，往往在并不起眼的时候，并不起眼的地方，不知那一点东西，契合了自己灵魂最为敏感的神经。在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时候，思想深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关键的时候迈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一小步，但这一小步，却改变了自己一生的际遇。郭嵩焘如果没有这次的辞职，就不会有后来郭嵩焘的出使西洋，我们也不会看到一个十九世纪的思想家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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