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华西坝 另一所西南联大
成都人民南路三段，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大门附近，一块写有“华西坝”的石碑静静地“注视”着面前的车水马龙。
前不久，成都市启动文化地标建设项目，华西坝是第一期项目之一。华西坝，对四川人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的是，这里有著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校区；不熟悉的是，在抗战期间，这里汇集了从沦陷区迁来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连同原本在此的华西协合大学，形成了名噪一时的“BigFive”（华西坝五大学）。这里当时称“坝上”，甚至一度指代成都。
美丽宁静的华西坝也被誉为抗战期间中国大后方的又一所“西南联大”。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逐渐被湮没。近8年来，成都民国史学者岱峻不断寻访，新近出版的《风过华西坝》还原出当年的坝上风云。
□本报记者 陈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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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潮涌：“强强联合”的聚集
旧时华西坝东临南台路，北靠锦江，南倚林荫街，向西延伸到浆洗街。五大学共有文、法、理、医、农5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在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
1937年，抗战爆发，枪炮声中，华东、华中等地的学校纷纷关停，开始向西南内地迁徙。1938年1月7日，金陵大学由宜昌经水路入川，3月1日在华西坝正式开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是较早迁入华西坝的。
随后迁来的是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懋春在《齐鲁大学校史》中回忆：“教职员由济南往成都迁移时，凡动身早的人，能幸运用上由济南-南京-重庆-成都那条路线。动身迟的人，就必须改由济南先到青岛，后经上海、广州、香港，或上海、香港、西贡（或海防）、昆明、重庆至成都。这条路线用时长、花钱多，也很辛苦……”
最晚来华西坝的是燕京大学。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不到半小时，日军包围学校，燕京大学留守北平的办学梦破碎。当日，学校决定在成都复校。师生按照学校设计的两条路线，冒着危险辗转迁徙。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正式开学。此时，华西坝已被早迁徙的几所大学和原有的华西协合大学占满，燕京大学只好去陕西街附近租房以作校舍和宿舍。
据岱峻研究，五大学聚集华西坝，人员剧增至3000人上下。面对此况，五大学开始联合办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学分。如经济系的课程，由华西协合大学开设高级经济学、经济地理等，燕京大学开设国际投资、保险学等，金陵大学开设政府会计等；生物系由华西协合大学开设动物组织学、生物技术学等，金陵大学开设比较解剖学、遗传细胞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华西协合大学合作开设植物生态学等。
华西坝有课，陕西街也有课，五大学的学生只好两边赶。好多学生后来回忆，课间休息10分钟，要赶到下一课室，人潮如流，甚至跑步。1944级燕京大学学生杨雪洁还记得，“文学院设在陕西街，理学院设在华西坝，路上大约要走半小时。所以从第一学期起，每次选课我都特别发怵。”
上课之路实在辛苦。像金陵大学一、二年级男生宿舍在红瓦寺，距华西坝明德楼有五六里，只有一条晴天扬尘、雨天泥泞的土路相通。于是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带领师生荷锄上阵，掘土筑路。这一工程历时数月，筑成一条至今成都地图上还留存的地名“金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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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风流：大师们独特的背影
人文学者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华西坝五大学精英荟萃，大师云集。他们安贫乐道，演绎着薪火相传的故事。
五大学在华西坝汇聚，一时间此处成为群贤毕至之地。
长期担任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陈寅恪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大女儿陈流求当时已14岁，记得“一到成都就住进陕西街挨到半边桥街的一户民房，是燕京大学事先租赁好的”。半年后授课地点改到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住家也从陕西街搬到华西坝上的广益学舍。
陈寅恪是为五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学生上大课，开有“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及“元白刘诗”等课。他穿长袍马褂，拎着一瓶冷开水走进教室。入座即开谈，“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学生石泉、李涵夫妇曾回忆，“陈师一进课堂先写黑板，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大黑板的材料，然后坐下来慢慢讲解。陈师声音不高，稍带长沙口音，话不十分好懂……他每次讲课必有新内容、新见解，而这些新解又都是以确凿的史实和周密的考证作基础，因而有很强的说服力。”
病理学家侯宝璋上课时引经据典、妙趣横生。一次下课前几分钟，他忽然来了兴致，出了一个上联让学生对。“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学生叹服，却无人能对。后来《新民报》记者知道了这件事，还将上联见诸报端公开征对。
燕京大学“四大名旦”之一的李方桂，是国际语言学界公认的美洲印第安语、藏语、侗台语的权威学者。在华西坝时期，他为了到理县和松潘一带调查嘉戎藏语，多次胆战心惊穿越横跨岷江的铁索桥。“洋先生”在华西坝也掀起过热潮。1941年春末，美国作家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体育馆，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海明威吼叫般作了演讲。其后是“李旋风”，1943年，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坝上进行了12场演讲，一直持续20多天，观者如潮。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大师们的讲台不拘于教室。从1941年开始，坝上以东西文化学社的名义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先是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开场，然后史学家钱穆、蒙文通，哲学家冯友兰、张东荪，医学家郑集，农学家章之汶、社会学家李安宅等竞相登台。一次次讲座，仿佛五大学之间的学术擂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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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魅力：清新自由的实践之风
“坝上人”兼具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观念，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社会，宣传救亡，远赴边疆调研、服务民众。
当年，迁到宜宾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梁思成，到成都出差曾专门到金陵大学园艺系索要西红柿种子。西红柿炒鸡蛋曾是华西坝上的一道名菜。
设在明德楼的园艺系是华西坝上的风景。园艺系主任胡昌炽不但组织大家在园艺场试种西红柿、洋葱、花菜等引进品种，还是一名“桃痴”，到成都后对龙泉水蜜桃尤其关注。当他听说华西协合大学助教晋希天数年前从浙江奉化和山东肥城引进优质桃树苗，并与当地桃树嫁接成功，就去商量把成都东郊狮子山的果园办成园艺系实验基地，新栽桃树300多株。
园艺系到成都发现，四川盛产柑橘，但品种不佳，于是进行柑橘选种工作。胡昌炽带领助手和学生到各处调查果园，在金堂选出优良甜橙十个品系，在江津选得五个品系，用顶接法大量栽培繁殖，并向农家推广。
实践，是五大学看重的教学方式。五大学的理念中，不能报效社会是教育的失败。
1942年，“五大学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到岷江上游的高山河谷地带考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主任刘恩兰率领地质组一行5人，从都江堰启程，沿着岷江峡谷日行山路四五十里，其间还要乘溜索过江。他们在汶川萝卜寨测绘了3天，和老乡一起摘花椒、对山歌，观摩端公敲鼓祈雨；他们勘察当地的水晶矿，重新测绘了过去画错的两条山脉的走向，在县城以南的“雪龙包”上找到几条水晶矿脉……
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蒋旨昂，在坝上发起成立华西社工学会。他们到黑水考察社区政治，也调查成都的社会福利机构团体。在成都城南的石羊场，他们建立起一个社会研究实习站，服务项目有书报杂志阅览、医疗服务和乡村托儿所等。
1938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在成都小天竺街创办儿童福利实验所，主要为坝上及周边地区的工人及小商贩子女服务。1943年，他们又在成都远郊中和场建立乡村服务处，开展保育人才培训、婴幼儿养育、妇女读书等多种社会教育。服务处附近是一片贫民窟，很多小孩子头长癞痢。学生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们洗头、敷膏药，直至痊愈。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15日，坝上召开了五大学最后一次联合集会。从此，各校师生开始分批踏上归途，给华西坝留下一曲骊歌。
对话
让华西坝老故事
成为成都新名片
记者：你是怎么关注到华西坝这段历史的？
岱峻：在之前写作《发现李庄》等书时，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中研院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李方桂，1944年3月举家迁往成都燕京大学；民族学家马长寿在1942年离开李庄的中博院，应聘华西坝的金陵大学人类学教授……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与李庄、与华西坝有着很多瓜葛，他们不约而同地投奔坝上，到底有什么原因？这些疑问，让我一步一步思考研究华西坝。
记者：你参与了《成都市文化地标项目规划建设实施方案》的论证，对于华西坝，你认为该如何挖掘历史？
岱峻：华西坝是民国学术史、抗战教育史上的一个亮点，是成都不应忘记的一张文化名片。华西坝上至今成片保存着民国时期的建筑，融会了中西方建筑的精粹。建筑是展现历史的一种形态，还需要更多的艺术形式，如开办文化讲座、拍摄纪录片、进行文学创作等方式让人们知道这段历史。
记者：你对华西坝的挖掘，也是一个“八年抗战”？
岱峻：我做了很多案头工作，穷尽所能找文献史料。我还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对华西坝上每条街道进行实地调查，勘误地名；尽可能地寻访当事人、大师后人和当地了解情况的民众，进行口述记录。我找到了30多个口述者，多次参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校的成都校友会活动。
像陈寅恪的女公子陈流求读了《发现李庄》后，约见我，并多次接受访谈。她除了赠送我一些罕见的资料照片，还为我画图示意，当年家在陕西街哪个位置，后来迁到坝上的广益学舍，周围有哪些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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