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忆父恩 □刘懿波

祭祖扫墓、慎终追远的清明节快到了，我与妻子驱车来到父亲坟前祭扫。

凝望着坟头那蓬茂盛葳蕤的无名青草、那支风中孤零摇曳的白色球幡，那个清瘦而熟悉的身影又一次模糊我的视线，淋湿我的目光；与父亲交集的日子瞬间穿越时空，于脑海中一页页细细地回放。

一

听老人说，父亲是村里最早一批走出农村的乡里伢子，也是村里人的骄傲、后辈学习的榜样。只读过半年私塾便辍学的父亲，自幼勤奋好学，加之头脑灵活，至年长时泥工、木工、珠算等样样在行。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的他，竟然会用三角函数的知识来解决水利工程问题，这对于当时连ABCD都搞不清楚的同辈人而言，是很了不起的。因此，父亲很快就成为公社水利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

父亲一辈子最拿手的活，便是房屋建筑和水利工程，其专业技术在全县水利系统和财税系统数一数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他主持设计、施工的财税局办公大楼，目前仍在正常使用，只是换了单位，可见当时建设质量非同一般。

父亲一回到家，镇上和村里很多学建筑的人就来拜师学艺。他乐意传授，认为这是他的荣耀。只要一谈到筑房子、搞工程的事，父亲浑身都是劲。如果不是母亲开饭时叫停，他真会废寝忘食。

二

父亲工作之余爱评书、喜听戏，攒下了一肚子讲不完的故事。年幼时听得最多的是《杨家将》《岳飞传》等古典名著，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是在他口述的故事里养大的。

父亲有一个小收音机几乎是不离身的，因为他生怕耽误每天中午播出的那一段三十分钟的评书。听得最多的便是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等人讲的评书。在他的潜移默化之下，我也爱上了这些传统评书。

记得有一年正月我去亲戚家做客，坐在他家火炉上连续三天给左右邻居讲《贾家楼》，前来听我说书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听完后，他们除了对我赞赏有加之外，还给了我十一个现大洋呢。要知道，当时十一元钱可以给我交两三个学期的学费了。后来我爱上文字、与书结缘，皆缘于儿时在凉板上、火炉边听来的那些零散的故事。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天，生产队突然通知开会，记得是在晚上，月亮圆圆的、亮亮的。我家的禾坪（晒谷子的坪）和二叔家的是连在一起的，会议就在我们两家的禾坪上召开，长短板凳、竹木椅子摆开一大片，打蚊子的针树叶扇子啪啪啪地整整响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听母亲说大概是要分田到户，队里的耕牛也要分了，每户派人轮流放牛，否则就不能使用耕牛。我们家几兄妹，大的在念书，小的又太小，以前原本吃照顾——不用放牛，现在要出人工放牛，母亲差点急晕过去。

母亲急忙跑到大队部给父亲打电话，电话老半天都接不通，母亲急得在大队部里直转圈。电话接通了，母亲叫父亲赶快回家，因电话费太贵，电话里说不清楚。父亲心急火燎地赶回家，听说这事后也是一筹莫展，一连几天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思来想去，为了这个家，父亲决定提前退休，由二姐顶职。当时政策规定：父辈退休，可以由一个子女招工进单位，是有指标的。但按当地的规矩，都是儿子顶职优先。所以，父母十分慎重地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免得日后为此事埋怨父母。

就这样，父亲五十岁那年就提前退休了。

四

依照政策，我家分了二亩八分水田。

春耕和双抢，自然没有牛翻耕。但父亲很要强，干什么都不肯认输。带着我用四趾的铁耙头人力翻耕。实在忙不过来时，就把六十多岁的外公也请过来帮忙。外公是南下干部，那时已经退休了，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让他来帮忙倒正合了他的心意。那年，我还未满十四岁。

老少三个男人，硬是把自己当牛使，抢在有牛的人家之前把这二亩八分田翻了过来，弄得平平整整。

此前，我从来没插过田；而插田不同翻地，是个技术活。第一次下田，插得慢且不成直线，用柳宗元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正宗的斗折蛇行。为此，生来刻薄的六叔说我是“锹口”（不会做事的人）。我嘴上不敢回话，心里却很不服气。

父亲农家出身，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见状过来教我：插田是有窍门的，要眼看前方，三点一线，只用余光扫在手上，这样才会插成直线。另外，不能右手到左手上来拿秧，应该左手递秧、分秧，左手跟着右手走。依法而行，进步神速。次年，直接把六叔给包了饺子，气得六叔干瞪眼，无话可说。

那些年都种双季稻。集体时，早稻亩产一般就300多斤，晚稻亩产也不到600斤。当年，把谷子晒干后，父亲和我一箩筐一箩筐抬起来用杆秤称，结果晚稻亩产780多斤，我家的稻谷亩产是全村第一名。父亲笑得合不拢嘴。当年母亲做的那一大锅骨头炖萝卜，其香其味，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记忆里。

五

我考上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父母比我还要高兴，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处奔走相告，把远亲近邻羡慕得不得了。用父母的话来说，我终于跳出了“农门”，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那时，父亲已年近六十，身体亦大不如以前，却还是坚持要送我去上学。我实在不忍他长途劳累，决定一个人去学校报到，我害怕他离去时的背影会朦胧我的视线。

或许我天生就是个不太恋家的人，如果不是缺钱花一般不会给家里写信的。由于此次是第一次出远门，银子带得比较充足，所以到校以后两三个月也没给家里写信。

一天，我惊讶地收到父亲的来信，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收到的由父亲写的家书。因为平常家里往来信件，都是由母亲来写的。

每当想起这一幕，我都会两眼晶莹，潸然泪下。如果他不是十分想念儿子，又怎么会如此大费周折呢！

说来，父亲离去已整整二十年了，这期间我曾梦见过他几次。他还穿着那件发白的旧中山装上衣，上口袋插着一支黑色的马鞍山钢笔；一脸微笑，显得比走时更年轻一些。我问他，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他说，还好，还是干老本行，搞水利工程，工作蛮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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