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蚌埠过去那些事”之三十一 禹会之名的由来
在涂山西南十里的淮河边上,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古老村落,名为“禹会村”。这个村子虽然其貌不扬、规模不大,但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而在考古界名声大震。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记载了当年大禹会诸侯的盛况。历史上禹会村因禹会诸侯而得名,不仅多部古籍对禹会进行较为详尽的记载,禹墟遗址的发掘,更证实了禹会乃大禹会诸侯之地。2004年1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原蚌埠市西市区更名为禹会区,至此,蕴涵丰厚历史积淀的禹会区地名正式载入历册。
禹会之名源远流长
《吕氏春秋》中,就已有禹墟记载。宋庆元刊本《汉书·地理志》记载:“禹所娶涂山,侯国也,有禹墟。”《春秋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山下有禹墟及禹会村。”《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涂山,禹会万国之所。”晋《太康地志》记载:“涂山,古当涂国,夏禹所娶也,山西南又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清康熙《凤阳府志》载:“唐彭晁作庙记,略云,禹会诸侯于此,故村名禹会,有夏家、禹家后裔。”嘉庆《怀远县志·祀祭志》载:“唐彭晁作庙记,略云,禹会诸侯于此,故村名禹会,有夏家、禹家,皆禹之裔。”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有《涂山》诗“川锁攴祁水尚浑,地埋汪罔骨应存。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即指此地。说明在汉代或最迟在汉晋之际,便有禹会地名。旧时分别有“禹会”“禹村冈”“禹会古台”等称谓。嘉庆《怀远县志》载:禹会村旧有禹帝庙,又称“禹帝行祠”,“建于南宋宝祐六年(1258)”,后毁于战乱。光绪《凤阳府志》载:“禹后裔”居于禹会村。民国期间倒塌后仅剩土堆。
史书上记载的“禹会”是不是位于蚌埠市的禹会村?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淮河流域的子项目,禹会遗址考古发掘从2007年开始。2007年4月底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应为古代祭祀台的夯台,其上有古人居住遗址层及其散失的龙山文化时期陶片,并发掘出了极具龙山文化特征的“鬼脸形鼎足”等器物。
2008年4月,禹会遗址考古第二次发掘发现大量文化层存在,意味着原先估测的遗址面积被改写,同时还发现人工堆筑现象明显的大片白色夯土层。裸露其中的“甲”字形夯土台基旁有红烧土堆积,可能是祭祀活动时摆放重要祭器的地方。专家认为,两次考古发掘证明禹会遗址是一处大型聚会祭祀遗址。
历史积淀载入史册
鉴于禹会遗址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价值,2009年10月进行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超过前两次。
考古专家认为,第三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把祭祀台基全部揭开,整个布局全部显露出来,包括下面一些附加设施、红烧土、烧火祭祀的地方及方土台。此外,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尊高约30厘米、制作精良的白土陶鬶。鬶是龙山时期的典型陶器,最初用途是炊煮器,后来多用作酒器。而作为祭祀的白土陶鬶在整个龙山文化时期罕见,为当时最高级的祭祀礼器。同时,发现了目前淮河流域最早的小麦遗存,并出土刻划龙纹陶片、五彩石头等器物。
最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禹会遗址目前表现出来的种种遗迹特征与大禹传说相印证,则此可见,“禹会诸侯”记载并非完全是虚构的传说,禹会遗址应该是历史上大禹会诸侯的地方。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认为,禹墟遗址时代与大禹所处的时代相同。传说中,大禹处于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经碳14测定,禹会遗址上文化层年代在4140年上下,下文化层在4380年上下,延续年代为240年左右,属于龙山文化主要时期。从出土器物来看,这与大禹的时代相符。从考古发掘来看,禹会遗址的夯土祭祀面积巨大,在如此大面积夯土遗迹上进行祭祀活动,在整个龙山文化时期是绝无仅有,似乎只有“禹会诸侯”这样的重大事件能够对得上号。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在史学界争论颇多。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这悠久的“先秦”历史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史前的记载为传说,故又称为“传说时代”。这个时代的英雄,形象总是人神相揉,超越现实,所留下的史料也是只言片语、歧义较多。
大禹也是如此。除了作为传说时代的一位治水英雄,大禹也被认为是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人物。根据史书记载,他在帝舜死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将中国历史带入文明时代。因此,重构大禹时代的历史,有助于中国古代文明“正本清源”,这也是禹会遗址被考古界专家称之为“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原因。
作为淮河文明乃至华夏文明的重要历史遗存,禹会之名不能陈封,2004年1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蚌埠西市区更名为禹会区,以辖区内有禹会村而取名。蕴涵丰厚历史积淀的禹会区地名正式载入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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