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我看黄山摩崖石刻□胡萍

黄山日报 2012-09-30 14:51 大字

黄山摩崖石刻是一本厚重的书,鬼斧神工,凝聚了徽州优秀文化。岩壁上,行楷篆隶,诸体齐备,既是壮观的书法精品;章句诗词,异彩纷呈,也是不朽的史实荟萃。

后人在阅读这些作品时,难免有主观的揣测。

黄山温泉至汤岭关途中一处岩壁上,有“鸣弦泉”和“洗杯泉”二石刻。民国时期,山下太平县焦村乡民陈少峰撰《黄山指南》说,两方石刻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遗笔。这是一种善意的附会,可以作导游的解说词,大家不必太较真。而中科院长郭沫若煞有介事地考证,李白于公元754年游历黄山,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认为,此说不可信。李白从来没有上过黄山。“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大诗人李白,虽然对“新安大好山水”早有所闻,也曾写过“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艇入新安”的诗,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唐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李白千里迢迢来投奔在当涂县令任上的族叔李阳冰,过着寄人篱下的食客生活,往来于石埭、泾县和宣城一带舟楫方便的区域,而始终没有进黄山,因为他知道没有登山的路。李白早年就慨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经过战乱、政治迫害和疾病的折磨,已经提前进入垂暮之年。加上酗酒,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比较“西当太白有鸟道”的蜀道,无路可上的黄山,对于他来说,确是“畏途”,所以他知难而退,没有实现“摇艇入新安”的计划。后世徽人出于良好的愿望,攀名人为家乡增光,创作了李白见歙州隐士许宣平和碧山学士胡晖的故事,还有几首托名是李白,但与李诗风格迥异的诗,显然是乡曲学究所为。而且,他们无法自圆其说:“诗仙”李白既然到过黄山,面对如此壮丽的山川,为什么没有留下一篇传世之作?直到1964年,以考证灵活著称的郭沫若先生来黄山,睿思妙语为之解围:“又闻唐时李白曾来此,碧山问路访胡晖。为何不为黄山作歌谣,只为白鹇致谢辞?黄鹤楼头有崔灏,李白尚且不敢答。黄山奇拔万万倍,无怪诗人搁笔殊如痴。”传说李白登黄鹤楼,见崔灏题诗概括了远眺汉阳树、鹦鹉洲的风光,融情入景,觉得写到了位,自己也没有什么更高明的见解,因此不再题诗。而绵亘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黄山,就远非一隅之地的黄鹤楼可比。如果李白真的进了山,坐在今歙县“太白楼”畅饮,怎么不会实现“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壮举呢?

关于鸣弦泉的由来,见明朝许志古的《鸣弦泉》诗:“有石横卧如横琴,瀑泉漱石弹清音。我携焦尾写其调,一曲未终风满林。”如果说,郭沫若为迎合“文革”,硬要李白当一回“法家”,是前不见古人;那么这以前,公元1964年,郭沫若先生穿越时空,拉唐朝的李白到黄山来读一首明朝人写的诗,并让他撷其标题“鸣弦泉”三字摩崖石刻,真个是后不见来者了。况且,这两组六字,笔画全无章法,尤其是“洗杯泉”的“杯”字,右边声旁“不”的横、撇,居然连写成横折,“下笔如有神”的一代诗圣李白,如何写出这样六个歪歪扭扭的丑字来?这种用政治砝码来衡量文化的结果,必然会在风景名胜地留下许多令人扼腕的遗存。

在黄山西海游览区,原本是双硌亭,“后为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改名行知亭”(《黄山志》第311页,黄山书社2008年),并摩崖石刻陶行知旧句“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至于飞来石下的“双硌亭”的名称,历尽沧桑,一定有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为什么到1985年,还要让它从黄山消失了?

在黄山,摩崖石刻像这样与黄山无关的,还有几处,略举一二。朱熹没有上过黄山,也没有为之题字,慈光阁碑刻朱熹书法“鸢飞鱼跃”,如果说是摆件,也说得过去。而刻在玉屏峰顶岩壁的“江山如此多娇”,那是摘录毛泽东《沁园春·雪》中描写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风光的词句。

比起五岳和中国别的名山,黄山开发较迟。因此,大量的摩崖石刻是近代和现代人所为。其中不少佳作是在为黄山增光。但是,也有给山颜抹黑的凿刻。如刻在莲花峰近顶处岩壁的:“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侯官何遂九月八日,偕内子陈坤立,男世庸,鹏康,侄一镇,一健,吴兴盛学明,同登黄山莲花峰绝顶,刻石以志。”开近代在风景名胜地乱涂乱刻“某某到此一游”的先河。五里桥水库岩壁上“烟池”二字,刻于温泉揽胜桥下溪中石上的“汤泉溪”,刻于醉石岩壁背面的“金马(乌)”,十分猥琐,有的还是错字。于此,建议区别对待。何遂的字可保留做反面教材,提醒游人不得如此涂鸦,破坏景观。“烟池”类劣字,让苔藓覆盖封存吧,再版的画册不再收入。三五百年后,侥幸重见天日,也许可以算作古董了。

史料中,有登过黄山、留下记录,知名或不知名人物的作品,经过认真挑选,反复论证,增添一些摩崖石刻,以提高黄山的文化品位,也是我们这一代黄山人责无旁贷的。

《黄山摩崖石刻》是纸本平面出版物。黄山风景区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艰苦的前期工作,普查,清理,描彩,丈量,拍照,做成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彩色画册,面刻达思,实现了弘扬古人、泽被今人、惠及后人的编辑意图。作为热心的读者,我们接受本书《后记》的“恳请”,作点批评。

刻于天都峰旧道途中岩壁的“天上玉屏”(第66页),下面题款有两处错误:“建国廿五年”,应为“民国廿五年”;徐寄座,当为徐寄尘。徐寄尘(1872-1935),名自华,浙江石门人,出身书香门第,工诗文词,自号忏慧词人。21岁嫁湖州南浔梅韵笙,婚后7年,梅病故,留下一双儿女。徐寄尘初为南浔女校教员,后主持校务,聘请秋瑾来校任教,参加了同盟会和光复会,投身反清革命。秋瑾牺牲后,徐寄尘赶到绍兴,冒险收殓忠骸迁杭,与无锡吴芝瑛一起在杭州西湖营造秋瑾墓。1935年7月12日,徐寄尘逝世于杭州。后安葬于西湖孤山,与秋瑾墓相望。遗著有《忏慧词》、《听竹楼诗稿》等。一同署名的(黄)邦济、王履冰,是她的朋友。此处是误把“塵”当“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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