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甘肃 民间纪录片，在夹缝中追寻理想国
追逐理想的人。
拍摄原生态生活。
“幸福不过是心的一种感知，有的人喜欢争名，有的人喜欢逐利，我就喜欢写写诗拍拍片，我为什么不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呢？”
纪录片与画，纪录片与诗，兄弟俩分别认定的表达自我的方式，搭筑起他们的理想王国，他们游走于其中，自得其乐。
然而，今天，纪录片依旧看不到曙光。
兄弟俩的理想国
一架不算太坏但也绝对称不上好的摄像机，两个尚未被生活消磨尽理想的痴人，三年断断续续枯寂寥落的拍摄时光，成全的是并不那么轰轰烈烈的艺术成就——2011年10月，《飞地上的草房》入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奖。
虽然最终未能夺得大奖，虽然只是小圈子里的轰动，但孟小为已经觉得很欣慰了。“毕竟是国际性大奖，入围也挺不容易的，而且，周围的朋友都觉得片子不错，这已经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飞地上的草房》讲述的是宕昌县苟家院村一块原生态桦树林地上发生的一个故事。苟家院的原生态桦树林，是个几乎与现代化无缘的角落，坎坷崎岖的小路，篱笆糊上稀泥而成的茅屋，几点零星的蔬菜，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重复着枯寂索然的生活，只希望大黄能给家里带来好些的收益。20多年前，来苟家院“拌山”——开荒种植大黄的只有4户人家，如今已发展到30余户，但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及资源的枯竭，他们即将陷入新的困境。何去何从？哪里有他们生存的空间？整个片子充盈着一种荒凉的美感，又蔓延出无力的挣扎，透出沉重的思索。
多年前，孟小为曾经去宕昌写生，那里的自然光色，茅屋草棚，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浓郁的人文色彩使他感触很大。后来当他想用纪录片表达自我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那片桦树林。2002年，孟小为从上海返回甘肃，与摄影界的朋友高川洲开始了他们的拍摄历程。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共同体验那种原生态的生活。“大黄从种植到收获要三年，晒制一年，将近四年的时光，‘种\’出1000多元的收成。”这样的心酸，深深牵动着孟小为的神经。简陋落后的设备，捉襟见肘的资金，只凭着满腔的热忱，对生命的关注，以及画家对画面敏锐的捕捉能力，对光与色的独特感受，愣生生地“折腾”出了一部质量颇高的作品。
“我们关注的都是最边缘、最底层的人和事，这些都是主流媒体很难注意到的，即使注意到了，角度和关注点也大不一样。”孟小为如此评价民间纪录片的价值。
孟小为与纪录片的结缘离不开他的哥哥孟子为。
“不为生活，一直迷恋于自己所构筑的理想空间。”孟小为如此评价哥哥。
相对于孟小为对自我表达的重视，孟子为更倾向于那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东西。他对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存有着难以言状的感情。从最初的《盐婆婆的香火》，到成熟的《甘肃古事》，孟子为表现出对古老文化的缅怀与虔诚。在他看来，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极为深厚，“可能田野间的一尊佛都是北魏的”，怎能不心存敬畏？但由于地广人稀，许多偏远地区的东西都不为人知，“很容易被主流媒体忽略”，这让他感到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于是凭着“单纯的不需要理由的热情和傻乎乎的不被人理解的责任心”，执著于他理解中的“终极关怀下的历史追寻”。
“未来有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的东西，必然是脱离了功利色彩的独立制片的民间影像。”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下，孟子为将镜头更多地投射给那些消逝中的民间工艺和习俗，并且乐此不疲。纪录片与诗，于他而言，不仅是生命的表达，更是生命的支撑。其中的况味，只有自己能体会。“当知青时饿着肚子一次次把粪背到山顶的农田，那是很辛苦的劳动。然而倒空背篓后猛丁释重突然间获得解放的强烈喜悦却能产生令人晕眩的轻松自由——啊，终于倒掉了！”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
几年前，孟子为曾经为央视拍摄过六集《甘肃古事》，在他看来，能够“拍几部好片子，卖出几个钱，接着用来拍自己喜欢的片子，是极可乐的事情”。目前，他正在筹拍第二期《甘肃古事》，继续在他的“理想空间”里遨游。
“有的人喜欢打牌，有的人喜欢聊天，我更喜欢用画画拍片作为打发时间和消磨生命的方式，在拍摄的动和剪辑的静中自得其乐。”孟小为说。
“幸福不过是心的一种感知。有的人喜欢争名，有的人喜欢逐利，我就喜欢写写诗拍拍片，人活着反正是要死的，我为什么不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呢？”孟子为说。
纪录片与画，纪录片与诗，兄弟俩分别认定的表达方式，搭筑起他们的理想王国，他们游走于其中，自得其乐。
理想国只是理想国
民间纪录片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的。“这几年，民间纪录片在表达民间的方式上甚至超过了文字，在当下环境下大大拓展了民众表达自我的平台，民间影像的大量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体和民众的心态，对社会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院院长王天定说。
近几年来，随着数码、数字技术的进步，制作门槛和成本都大大降低，以前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碰触的拍摄设备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伴随着电视电脑成长的一代对视频有着天然的熟悉感，在心理上也有着模仿的精神需求，这都为民间纪录片的拍摄准备了条件。而且随着网络通讯工具的发达，以及国际上对认识和了解中国的需要，纪录片的传播途径也大大拓展。这些似乎都给民间纪录片勾勒出可人的前景。
2008年前后，国际上对中国电视剧的热度下降，许多人雄心勃勃地以为“属于我们纪录片的时代来了”，甚至在2005年前后，即有人预言中国纪录片的“春天”来了，但一晃数年过去了，纪录片的“春天”被证明只是“被忽悠了的春天”。
然而生活不是电影或小说，当理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也总会遭遇那些无可奈何。
“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没有资金来付诸实施。我的拍摄设备是很落后的，但拿不出钱来进行更新。”孟小为叹了口气。
“我就希望哪天可以辞去工作，自由自在地写写书，拍拍片，但是条件不允许，家里也不答应。”孟子为也感慨。
兄弟俩的理想王国，总是逃脱不了现实中的种种不理想。
中国的纪录片市场尚不成熟，也没有广阔的播出渠道，拍纪录片，基本上属于一种自娱自乐。因为没有稳定的回报，一般也不会有人投资，拍摄基本是自费的。而片子拍出来后，受质量、主题等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无法正式播出，即使偶然得到了主流媒体的“青眼”，给的播出费也很少，大多入不敷出。
“民间纪录片可以理想，但理想纯粹是理想。市场这东西，只有真正投身于其中，才知道是什么情况。仅凭着理想主义是不行的，片子的拍摄和后期制作都需要资金支撑，在夹缝中求生实在太难了。”兰州祖厉河文化传媒公司副总胡彦雄感慨。
“国内基本上没什么市场。许多专业拍片子的人瞄准的都是国外的市场，关注的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拿到国外参评。这样的片子要做得很精，投入也比较大，但实际上所谓的大奖都是虚的，经济回报很少，而且即便在国外拿了奖国内还是不能播。”兰州祖厉河文化传媒公司总导演陈富说，他执导的电影《摆手舞之恋》在2011澳门国际数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数字电影奖”。
民间纪录片，大众玩的是热情，但没有市场支撑的热情又能走多远？
“因为涉及知识产权之类的问题，我拍的片子一般不会在豆瓣、优酷之类的网站挂出来，一个是会看的人不多，而且没有在公共媒介播出的片子参赛会占些优势，我也希望能有些经济上的回报，毕竟自己付出了劳作。再说只有捞点钱回来才有资本继续拍片。”孟小为坦言。
也是有契机的，这两年，国内对纪录片的关注度有所提升，央视还开辟了专门的纪录片频道，并跟实力较强的文化传媒公司签订制播分离合作协议，出资请他们拍片在央视播出，但对庞大的民间纪录片制作团队来说依旧是僧多粥少。“大家都想搭这班车，但哪有那么简单。”胡彦雄说，“央视的要求很高，民间摄像能达到水准的很少，而且电视台一般需要的都是系列化的作品，这对编导要求也很高，民间真正合格的不多。”
在这次竞标中，兰州祖厉河文化传媒公司成了不多的几家中标公司之一。
从2012年起，电视台都开始要求高清，以前的标清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给民间纪录片又一致命打击。“实际上市场对设备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要达到标准，一套前期设备起码要十多万，加上拍摄及后期制作，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陈富说，“市场看似广阔，但实际上任意来点附加条件，就会淘汰一大批人，剩下的仍是少数。”
不能成功地打入市场，便无法获得长足发展的有效动力。
于是，民间纪录片，依旧是极少数幸运儿的勉力支撑和绝大多数人的自娱自乐。
“祖厉河”的摸索
兰州祖厉河文化传媒公司希望能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挤出条出路来。
相较于那些“炮灰”，祖厉河无疑是幸运的，凭着团队这些年摸爬滚打积累起来的实力及人脉资源，“祖厉河”很快就推了出去。几个月前，又在央视的纪录片频道招标中脱颖而出，成功地成为首批央视制播分离合作协议公司之一，这也是西北唯一一家在央视此次招标中中标的文化传媒公司。
“其实给央视拍片利润空间不大，仅能养活团队，但能给公司带来知名度和信誉等隐性资产，这样在社会上竞争较有优势。”祖厉河负责人王大鹏说，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宣传片和广告片，“拿钱造势，趁势赚钱，然后再拿钱去拍自己喜欢的东西。”目前，“祖厉河”投入的资金已经较为庞大，只回收了一半，看到了曙光，但如何坚守到天明，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自2008年由王大鹏担任总策划、陈富等人执导的《大漠绿洲》获得了近十项国际国内大奖后，祖厉河传媒公司就开始筹建，近两年在制作《生态启示录》系列纪录片，目前第一集《新无人区》已基本完成，第二集《拯救野骆驼》正在后期制作中，后三集正在筹备中。
“最近的片子获得了一些奖项，赋予了我们自信，说明我们是可以拍出好东西的，但都是虚名，接下来考虑的就是怎样将荣誉转化为市场的商业资本了。”王大鹏笑笑说。
很多人选择了这样的“曲线救片”战略。
许多民间纪录片的导演都是来自电视台或者大学，这样能在设备上有所凭借，且因人脉较广，和主流媒体也较接近，能获得较多的推广机会，从而在市场化运作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对于许许多多纯粹的个人化行为而言，就很艰难了。
孟小为说，虽然入围了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但这对于他和他的纪录片基本上还是没什么改变。“关键是现在国内没有给纪录片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阻碍了观众的关注和共鸣的产生。”
“没有成熟的机构支持，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垄断播出平台的主流媒体开价过低，这些都让民间纪录片的成长面临着巨大的难题。”胡彦雄说，“没有资金支持，市场根本成熟不起来。”
而市场的不健全又必然导致无序竞争，让“曲线救片”困难重重。“市场很混乱，基本上都打价格牌，也不保证质量，主家一般也不懂这个，谁给的钱少就用谁，东西过得去就行。”央视一名纪录片从业者感慨说，这些阻碍了纪录片的成长，让“春天”遥遥无期。
“现在最欠缺的是专门从事交流沟通的人，在制片人和媒体之间搭起有效的平台，将这两环有效地连起来。”王大鹏说，“只有纪录片市场建立起来，民间纪录片才能获得长足发展的空间。”
那时候理想国才有可能不仅仅是理想中的理想国。
■本报记者 岳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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