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下生死状永远忠诚党 老战士亲自动笔撰文，讲述当年从事武装斗争的故事
今天，晚报纪念建党90
周年大型专题报道《柳北总
队传略》全部结束。这次报道，记者在广西各地采访了大量的革命老战士，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当年的许多老战士后来都曾身居高位，但仍然保持着革命时期的淳
朴情怀。如周民震（原自治区文化厅厅长） 、周民霖（原
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兄弟，他们亲自动笔撰文，给我们的专题报道增加了分量。
回顾采写过程，有许多感动在心中。在融安县史志办的组织下，我们重走了革命老区和红色堡垒村庄，寻找到了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在老区和红色堡垒村庄，我们再次感受到当年革命的艰辛， 深切感受到了革命必须依靠群众才能夺取胜利的真理。
是什么让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前赴后继？是“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决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与理想。
理想就是力量，今天，我们就用周民霖同志的这篇文章结束我们的报道，并通过他跟随历史的足迹，激励革命的接班人，为建设更加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继续奋斗。
（记者赵伟翔）（本专题报道得到了融水
苗族自治县宣传部及史志办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周民霖每个人的青春时代都有许多理想，有许多梦。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巨大变革中度过。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黑暗腐败，民不聊生。面对残酷的现实，年轻人都很迷茫，不知道国家会走向哪里，个人的理想和前途又在何处？但我很幸运，在柳州龙城中学读书时，我遇到了恩师陈
光（当时化名陈扬，是柳州市
地下党特支书记）。他中等个子，四方脸庞上眼睛炯炯有神，让他显得坚毅刚强又富于智慧。
他讲课常离开课本，结合现实，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同时利用进步报刊，宣扬苏联和延安。有一次，他满脸怒容地走进教室，左手扬着桂林刚出
版的《民主星期刊》。上面，一
行让人愤怒的标题映入眼帘：昆明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 、闻一多，因为公开抨击政府的专 制独裁，相继在街头被特务枪杀，昆明当局的反动嘴脸也终于撕开了遮羞布，而大白于天下。”他沉痛地给我们讲述了民主革命战士李公朴 、闻一多的斗争事迹。其中，最令我们震动的是，闻一多在李公朴被枪杀后，面对死亡，拍案而起，毅然宣告：“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这种为追求真理 、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让我热泪盈眶，心灵震撼，从此我开始读懂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后来，陈光老师调离学校，到桂林担任地下党工委书记。
临走前，他找到我哥哥周民震和我作了一次长谈。当时延安已被国民党占领，时局非常严重，但他满怀信心地说：“尽管国民党气焰嚣张，但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灯塔，胜利最终属于人民。”随后，他给我和民震分别送了一张精美的书签，他在上面亲笔写下了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次谈话，让我们兄弟俩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点燃了我们幼小心灵的革命火种，共产党是灯塔”从此铭刻心中。
陈光老师走后，在地下党员丘行老师的培养下，我和民震都参加了进步文学社—— — 奔流社，接着加入了地下党外围组织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在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地下学运后，民震和我先后加入了地下党，那年民震17岁，我不满16岁，都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在秘密宣誓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党旗上的锤子镰刀，第一次把“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印在脑海。
我入党那时，是1949年的3月。柳州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白崇禧精锐部队56军调驻柳州，整个城市岗哨林立，特务横行，处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作为地下党员，我们要按照党的要求，分别从事工运 、 农运或学运，同时还要担任城市调查，收集军警敌情，针锋相对，开展斗争，迎接解放。
当时形势很险恶，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可能。龙城中学开展“寻师运动”时，装扮成记者的两名特务就公然闯入学生会，严厉警告民震 、瑞才和我等几位“寻师运动”的领导人。他们狂叫：“你们小小年纪，不要为共产党摇旗呐喊，并当共产党的垫脚石。”后来，特务又几次对我和民震盯梢跟踪，还给我们兄弟发出小心脑袋的威胁信。但在崇高的理想激励下，我们没有丝毫畏缩。那时，我最爱读的一首诗是：吹熄灯，我不怕，你能吹熄太阳么？我最喜欢背诵的散文诗是
高尔基的《海燕》。
——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之间，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
这是胜利者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当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龙城中学就在黎明到来之前，牺牲了六位老师和同学，其中有我的恩师陈光和奔流社的同窗学友贺智华 、陈盛德。当时，我们都明白，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宪兵特务，到处都有生死的考验。我还记得，每次单线联系人明乐给我布置任务时，都 要我背一篇生死状：要永远忠诚于党，万一被敌特逮捕，除力图逃脱之外，应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做必死准备，英勇就义，绝不出卖组织和群众利益。
事实上，这个生死状早就在入党之日起，深深刻印在我心里。那时，我们年轻人激情涌动，心中装的只有党，只有共产主义信仰。这就是无穷的力量。
我们龙城中学当时被人称为红色的摇篮，却被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最后下令解散。
民震和我当时都是学生会干部，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因此，地上党城工委决定把我们兄弟两人转移到柳北游击队从事武装斗争。
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国民党任高官的父亲从广州连续来信，催促我们全家搬到香港。
父亲在信中许诺要送两个正在广西大学读书的二哥和三哥去美国留学，把民震和我安排在香港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读书。
当时，“科学救国”的价值观很流行，哪个青年不梦想着升学和留学呢？而我呢？在校的成绩优异，初中和高中都是跳级考取，所以我也非常想升学，并梦想将来能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实现党的目标就是自己的最大理想，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最大追求。当时，党的目标是：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党员的个人理想当然要服从这个总目标。因此，我们婉拒了父亲的好意，我们兄弟四人还联名写信叫父亲回头是岸，弃暗投明。最后父子矛盾无法调和，父亲只身去了香港，我和民震及叶
肇盈（白崇禧集团军参谋长叶琪
的女儿，地下党员，同班同学）三个富家子弟为了理想背叛家庭，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奔向柳北大苗山，投入武装斗争。
在艰险的游击战争中，我与广大柳北解放总队的战士终于在进行反围剿的战斗中，在炮声隆隆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当时，为新中国而战，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激励着游击战士奋勇杀敌。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柳北解放总队乘胜外线出击，1949年11月21日一举
解放了融县县城（现融安长安
镇），接着与解放大军在浮石乡胜利会师。当年，“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最大理想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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