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零花钱

柳州晚报 2020-11-14 13:55 大字

苗青 摄作者简介:黎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原柳州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鹿寨县文联主席。著有散文诗集《素洁的情笺》、小说故事集《包袱里的感动》,戏剧曲艺集《子规声声》,数十篇作品入选各种选集和大系。

本期主笔:黎耘

柳州人把小儿子叫“满仔”。“满仔满娇娇”——尽管儿女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但对满仔似乎格外宠爱。

姐弟三人,我最小。听姨娘说,我不满周岁时,父亲积劳成疾,早逝了。见母亲拖儿带女,有人劝她:趁着年轻,另嫁人吧!她摇摇头,生怕委屈了儿女。远在广东的伯父要接养我,她还是摇头,不愿骨肉分离。瘦小的母亲先是靠打柴割草卖钱,后来逢圩日卖些米粉和油炸小吃,每年养母猪卖崽猪,一家人苦熬苦捱地过日子。

小时候,最羡慕小伙伴有零花钱。每当他们到小商店买零食,我都咽着口水在电线杆后面偷着瞧。一次,母亲见买了零食的娃仔们欢呼雀跃,我在那里可怜巴巴地吮着手指,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把一个钱掰成八瓣花的母亲不再“抠门”,从衣兜里摸出5分钱……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零花钱!

六岁的我暗自发誓:等我长大了,挣了钱,也给母亲多多的零花钱!

可是,我长大了,工作了,却把儿时的誓言忘了个一干二净!

母亲跟随在县城的大姐和姐夫生活。1976年11月,我从乡村学校调到县文化馆,不久,哥哥也调进了县城中学。三姐弟同城而居,不再天各一方,母亲乐成个笑菩萨。

可渐渐地,母亲的笑容收敛了,常常望着我,眼神透出隐隐的忧。

“快三十岁了,该成个家了。”她说。

母亲为我的婚姻大事牵肠挂肚,而我一门心思倾注于文学创作,迂腐地宣言:“三十而立,业既不立,何以为家?”我安慰母亲:“放心吧,满仔媳妇会有的,小孙子也会有的!”

“只怕那时候,我老得不能帮你带娃仔了。”母亲有些伤感。我仿佛第一次发现,年过古稀的她,操劳了大半生,身材更显瘦小,最是一张版画似清癯的脸,被木刻刀镂出深深的皱褶。我心头怦然一震,感激?愧疚?……五味杂陈。

只是,笃信“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我,依然我行我素,业余时间熬更打夜“爬格子”,或是隔三岔五与文朋诗友喝茶饮酒,海阔天空谈写作。我的住处成了文艺沙龙。

一个星期天,和文学社的几位小兄弟研讨作品之后,例行小酌。一圈圈干杯,或是猜拳喊码,行“飞花令”,直到酒酣尽兴离去,留下杯盘狼藉。母亲好像知道我们每个星期天的聚会,总在散席后出现,令我十分尴尬。后来,隔壁的女同事告诉我,母亲早就来了,怕打扰我们的豪兴,跟她聊天等候呢!

“没人喝醉吧?”母亲收拾杯盘碗筷,重复老话,“醉酒伤身哦!”接着,又叨念我的婚姻大事,“是该有个媳妇来管管你了,要不哪像个家?”

母亲把一切拾掇干净,从厨房里走出来,一边用围裙揩手,一边唠唠叨叨:“仔啊,娘问你,存了讨老婆的钱没?存了多少?”

我无言以对。当时,我的月工资加上稿费不足50元,除却必要的生活开支,还需应付人情过往,属于“月光族”系列。

母亲从我的窘相看出端倪,欲言又止,但迟疑了一会,还是说了:“你哥每月给我十元零花钱,你从下个月起,也给我十元吧。”

母亲的话音很轻,却无异于一记重槌,击中我的心尖。我记起了六岁那年的誓言:“等我长大了,挣了钱,也给母亲多多的零花钱!”可是,工作了好几年,我给了母亲什么?

我终于要结婚了!婚期订在1978年国庆节。

妻毕业于艺术学院,在家乡的中学当老师。母亲高兴自不待说,我却愁眉苦脸——囊中羞涩啊!那年月,提倡革命化婚礼,可再节俭也得花些钱吧?好在大姐和嫂子帮添置床上的铺盖;单位一位擅长木工的同事帮忙用旧木料打制“南方柜”;我的初中语文老师、73岁的著名画家潘文经先生赠我两幅中国画:一幅《双燕嬉春图》,一幅《花好月圆图》。洞房总算布置得像点样子了。虽然没能力给妻送钻戒项链,但添置嫁衣还是应该的。我正打算向文友们借些钱呢,母亲来了!

“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看哪,钱到用时也恨少呢!”母亲絮絮叨叨,从大襟里摸出个红布包,一层层打开,是一沓十元、五元、一元的钞票。她说:“这500块钱,给媳妇买点什么吧!”不用说,这是从给她的零花钱中攒下来的。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当时食品公司的猪肉价每斤0.83元!我的亲娘呃,你可是给儿子送来了及时雨呀!

我用母亲的零花钱给妻买了新衣,还从朋友那里得了张手表供应票,花了125元给她买了块上海21钻手表——不过,是男式表。这事,多少年后,妻还当笑话揶揄我。

幸福的日子接踵而至。1980年5月4日,妻给我生了个7斤4两的儿子!

结婚、生子,除却母亲的心病,却又给她添堵。每次抱着小孙子,她都喃喃自责:“宝贝疙瘩啊,奶奶老啦,不中用啦,不能照看你啦……”是的,母亲的身体大不如前,年轻时落下的风湿病严重地折磨着她。

妻休完产假和暑假,带着儿子回学校去了。好在学校离娘家不远,岳母娘成了义务保姆。直到儿子3岁多的时候,妻才调进县城,结束了牛郎织女般的两地分居。

不等我们领着孙子去拜见奶奶,母亲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而且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母亲用零花钱给孙子买了糕点和营养品,走在人行道上,被一个骑单车的愣头青撞倒了。路人指责肇事者,要他将老人送医院检查。母亲看望孙子心切,感觉身上没什么伤痛,便说:“莫为难小阿哥了,我没事,没事。”收拾跌落的大包小包,拍拍屁股,走了。当我接到一位熟人的电话,火急火燎赶去,在半道上遇着她,才长吁了一口气,埋怨道:“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成罪人了!”她却满脸堆笑:“又不是泥鬼仔,一碰就碎。娘的命硬呢,还要享小孙仔的福呢!”我也笑了:“凭你这副菩萨心肠,会长命百岁的。”

见到了虎头虎脑的小孙子,母亲“嗯哪嗯哪”亲个不停,叫嚷:“小祖宗咧,想死奶奶了……”

回到大姐家的当晚,母亲才感觉右胯疼痛。一查看,发觉大腿边瘀青一块,脚踝处擦破了皮。喷云南白药、贴狗皮膏药,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

伤还没好利索,母亲又来看小孙子了,每次都买来水果、糕点、小玩具。自从有了小孙子,母亲不让我再给她零花钱,说家里多了个小人仔,花销挺大的。我执意要给,算是尽孝道吧,何况,母亲的零花钱多用在孙辈们身上了。

当年,我是“满仔满娇娇”,而今,小孙子也被她格外宠爱。其间的情感,除了亲情,还掺杂着一种“亏欠”感——她带大了哥哥姐姐家的七个孩子,却不能照料小孙子,所以对小孙子疼爱有加……

儿子一天天长大,上了小学。母亲一天天老去,身体一天天衰弱。我好几次上大姐家看望她,都见她坐在门边,木木地看西天落霞。一种不祥之感袭来——据说,老人离世前,总爱遥望西天,那是在探望通往“天堂”的路。

一个星期天,大姐打来电话,要我带妻儿上她家去。我心头一震——那些日子,我很怕接大姐家的电话,怕母亲有什么不测……到了大姐家,却见母亲端坐在藤椅上,跟哥哥嫂嫂说着什么,我这才放下心来。

大姐从房间拿来三个首饰盒,笑盈盈地说:“这是妈用她的零花钱,托我给大媳妇、小媳妇和大外孙女买的金戒指。她说,她这辈子穷,没给儿孙们置下房屋地产;大家给她的零花钱,就当是帮大家积攒的‘公积金’吧!她还说,这三个戒指,算是给大家留下的纪念。”

这一刻,我的喉头发硬,想哭。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啊,这就是我们给你的“零花钱”!

一种不祥之兆也随之袭来:母亲在为自己准备后事了!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埋头写剧本,准备参加柳州地区的文艺会演,大姐又打来电话,说母亲病了,前几天感冒咳嗽,昨天晚上开始拉肚子,怎么劝她,都不肯去医院。

我骑上单车,火速赶去。母亲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几天不见,竟瘦成皮包骨。母亲一向听我的话,好说歹说,她总算答应去看医生,住院治疗。

姐弟三人轮值在医院看护母亲。老人家的病情不见好转,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第三天夜里,母亲睁开眼睛,翕动嘴唇,我赶忙凑近。母亲说,家中的枕头里还有300元,要我转交给外孙子、大孙子、小孙子,每人100元,让他们各自过生日时,去买些书呀、玩具呀什么的……

——这是母亲最后的零花钱!

第七天早上,我从医院换班回到家里,突然心躁不安,心灵感应告诉我:母亲!母亲!……

我赶回病房,大姐和哥哥都在。眯缝着眼睛的母亲,似乎听到了我的脚步声,把眼睛睁开。我抓住她的手,她示意我,想坐一会。我坐在床上,让哥姐将母亲扶起,让她靠在我的胸前。母亲静静地望着我们,然后闭上眼睛,颤动嘴唇,气若游丝,但我还是听见了她细细的声音:“仔啊……我……好累……”

心电图机的屏幕上拉出一条直线。1988年12月26日,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为儿女和孙辈们劳碌了一生的母亲,平静地走了,享年83岁。

本期主笔:黎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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