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喜欢看山
□合肥 木渔
父亲以前是民师，教育了好几年的孩子，他知道上学的重要性。那时的乡间，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上了大学，意味着将告别乡村，走向更远的地方。当时，有一句话非常流行——“鲤鱼跳龙（农）门”。
我初中快要毕业时，有一天，父亲突然对我说，只要考上高中，就给我买一只手表。原来，上了高中，那就是离大学的大门又近了一步。
我知道父亲是在激励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行政区七八个初级中学，大多数的初中毕业生最后都会中途辍学，因为升高中的名额有限。而一只上海牌19钻的机械表，80年代的价格亦在百元左右，可是当时一亩地的纯收入。
那一年的9月，我得到的竟是一只带夜光的机械表。
对于夜光表的好奇，我每次都是躺在被窝里，或者是跑到漆黑的屋子外面，仔细地分辨时针和分针的位置。可惜的是，那只夜光表，我其实没有体验多久，就在一次洗衣服的时候丢失了。是谁拿去了，无人可寻。或许是下一个经过那里的人。我没有向谁汇报，只知道是这个人害苦了我。我当时怕得要命。每一次回到家中，我总是设法躲避着父亲的眼光，或是故意放长上衣的袖子到手腕。
对于父亲，我是害怕的。
虽说父亲并不是整天板着个脸，但是我总能感觉到他的严肃。有一年，父亲因为头上长了虱子而剃了光头。那天傍晚，我刚好放学回到家里，眼见一个光亮脑袋的背影，他正在桌子上切菜呢。我甚是好奇。刚一走近，原是父亲！我慌忙放下书包，远远地回望着父亲的光头，跑到别处偷笑去了。
以前，我并不吸烟，只是到了大学里才学会。但是每次回家，都不敢在父亲面前吸烟。后来，一直到了在天津上研究生时，还是有点内惧的。那是个暑假的一天下午，我刚点了一支烟，父亲就回来了。我一阵子哆嗦，立即把香烟习惯地收藏于手腕的袖口里。
手表丢了可不是件小事。
过了很久。有一天，我见父亲比较开心了，我才把真相试探性地告诉了父亲，可脸色却泛红到了耳际，两只手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为好。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丢了就丢了。
也许，父亲只是希望我能更进一步。
那一年，第一次高考失利，我到了舒城县千人桥中学补习功课。
那个暑假，我一直在家里闲呆着。恰巧刘桂英大姥（合肥人称姑母）来我们家串门。她说，中学里的王老师她很熟悉，介绍去补习应该没有问题。补习班不同于正规班，没有学籍，学完一年后回原籍报考，也不存在违规的事。
9月初，我和父亲第二次赶赴千人桥中学。
这一次，我们带了一床被褥和几十斤米等生活用品。父亲挑了行李，我则只背了个书包。我一会走在父亲的前面，一会跟在父亲的后面。父亲的担子有节奏地在阡陌间荡来荡去，而我也在秋风里忽前忽后。
从家到千人桥中学，我们过了丰乐河才坐上电动三轮车。虽说百十斤的行李，但是这样一直走下去，还是让父亲有点气喘吁吁。看到了父亲渐湿的后背，心里有点着急。几次试图替换他，可他怎么都不愿意。我只好走到他前面放慢脚步，这样他就不用那么快跟上我，好节省点体力。但是肩挑的人总是希望步伐能快点，这样会多赶点路程。于是，我又不得不跟在父亲的后面，怕自己走在前面妨碍了父亲及时换肩。
等我们到了丰乐河南岸，我又对父亲说，就让我来试一次吧，都18岁了，能挑动的。18岁的小伙子，有一股子气盛，好像就是个成人了。我自信能挑起一副重担，走一段路程，而南岸的渡口到车站也就几十米远。但是父亲还是执意不许，并说，没挑过重担的孩子是不能挑重物的，否则会伤了劳力（身体），将来后悔都来不及呢。
我只好一声叹息。我在父亲的眼里，十八岁还是个孩子。
1995年的夏天，我去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单位上班。
毕业时，我央求父亲，能不能寻个熟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帮帮忙。我知道父亲脸皮薄，一般是不求人的。当年，乡里的书记让他写申请重新当教师，他还是抹不开面子，不愿去找人。最后那件事还是不了了之。但父亲事后一点也不后悔。这回，儿子毕业了要找工作，他竟然一句话都没说，就去了。
我后来才明白，父亲当初应是硬着头皮去的。我为自己当年的年轻而一直懊悔不已。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浪潮来了，很多企业被冲垮了。我的单位也一样，工人们陆续地下岗。1998年我也下岗了，一个月发128元。后来单位实在不行了，这点钱也没有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下岗了，着急的倒不是我自己，而是年逾5旬的父亲。如果说大学毕业那时，父亲着急的是儿子的上班，而这回父亲愁的则是儿子的下岗。
父亲开始张罗儿子的相亲。
第一次相亲，我们去了城里一个农贸市场。酷热的天让我很烦躁，以至于见了那家的姑娘，匆匆留个电话就走了。父亲临走时跟上我怯怯地问，要不要给那家孩子红包。
第二次，相亲地点是在火车站旁边的小区里。
这一次，父亲约了一个亲戚作中间人。没想到中途突然来个不速之客。原来，那家的女孩已经有了若即若离的男人，父亲只是被蒙了一下。
父亲一直没有停歇，乐此不疲。晚上回来，坐在床边还和母亲唠叨，那家的姑娘多大了，合适不合适啊……
这个时候，我却做出了令自己都惊讶的决定，参加研究生考试。大学毕业已经多年，我自知困难不小。但是，对于这个决定，父亲并没有反对。
1999年的考研，我总分上线了，但英语只考了48分。那一年，全国单科线是52分。这种情况算是线（国家线）下生。线下生还有一种希望，那就是去偏远的几个省区上学，他们的单科线是45分。于是，我联系上了新疆工学院。对方说，自费的可能性很大，且学费每年5千。并说如果愿意，可以把考试档案快递过去。
我和父亲商议。父亲说，去。
我说那么远不说，每年还要5千块，够多了，咱们家哪里有钱啊！父亲自信地说，这个不要紧，他可以承包二三十亩地，每年的收入完全可以供我上研究生。我也没办法，上班这几年，仅能维持生活，实在没有实力自费读下去。
父亲的话让我燃起了新的希望。
过了些日子，我满怀希望地等来了新疆工学院的电话。他们已经看了我的档案了，我报考的专业是管理工程，并不是机械工程。虽然两个专业开考的科目一样，但还是不能录取我。新疆，那是八千里外，即使能把档案快递回来，也错过了调剂的黄金时机了。看来，这一年算是白忙活了。
我躺在床上睡了半天。看到我消沉的模样，父亲并没有沉默，“今年不成明年再考。”
我偷偷用衣角擦去眼角一丝泪痕，起身走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放松了一下心情。此时，父亲正在把一根碰断的葡萄枝剪去。对，明年会再发的，我仿佛看到来春的新绿。
小时候，很害怕夜晚，因为黑暗。那个时候如果父亲没有回来，总有一种盼望，希望他能早点回来。
长大后，喜欢看山，因为它高大。每一次遇到高山，我都愿意驻足其下，感受它的伟岸。
父亲在我眼里是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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