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户翻身记
1979年春节后的一天。霍山县下符桥公社洪山大队长岭降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会上气氛热烈。原来，是生产队讨论分组的事。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下达了，生产队可以联系产量，分组作业。农民们很高兴，叫这是包产到组。
分组都是自愿结合，会前就三三两两地酝酿好了，所以，三个小组很快就分好了。但有一户，没有任何一个组愿意接收，他就是淮南市下放居民周锦颐。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这是十年前的一个口号。从口号看，城市居民下放，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革命”行动。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被“棍子”赶下乡的，这根“棍子”就是注销城市户口。因为这些人大都家庭出身不好，或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只不过，欢送时，还热闹了一番：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放鞭炮。“文革”中，下乡知青、下放居民和下放干部，全国几千万啊！革命口号的背后，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率低下，养不活城里人。其实，在人民公社“大呼隆”的体制下，把这些人赶下乡，总体上看并不能增加粮食生产，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周锦颐一家下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周锦颐一家住在生产队的三间公房里，一住就是10年。周锦颐夫妻不会干农活，反正和大伙一起混工分呗，6口人 （夫妻俩，三个孩子，一个老母亲），每年超支150多元。 10年来，累计欠超支款700多元，成了生产队里的一大包袱。没办法，在那个年代，接收下放户是一项政治任务。
这次分组可不一样了，就几户人家一组，这个包袱背不起，哪个组也不愿接收他家。
“划几亩给他（单干），自种自收！ ”有人提议。
“耕牛、农具随他用，只要不弄坏就好。”有人提议对他宽松一些。
“征购任务和上交，该他多少，交多少。 ”涉及组里的切身利益，没有一个组愿意替他承担这“皇粮国税”。
最后决定，划7.6亩土地给他，其中：6.3亩水田、1.3亩旱地。
这期间，周锦颐一家心理上、尊严上受到的煎熬，别人难以想象。
到秋，奇迹出现了：他家得的实惠和人均收入，超过三个组里的任何一户。
11月21日，周锦颐告诉记者：当年，他家一共收粮食7100斤，还收有黄豆、芝麻、棉花等经济作物，收入近200元。他用土办法搞温室育苗，种植蔬菜，西瓜、西红柿、黄瓜等收入180元。养了两头猪，不久前卖了一头猪，得款100元。另外，还养了20只鸡。此前10年，他只喂过两头猪，是为了还超支款的。现在家里还有4000斤粮食。他说：“现在算是翻身了！ ”
“前几天，生产队长盖房子还向我借豆子做菜哩！我也正准备盖房子。 ”周锦颐充满了自豪，好像是找回了过去失去的尊严。
一户胜三组，三组撑不住。秋种前，生产队决定包产到户。周锦颐承包了10亩水田，2亩旱地，粮食定产7050斤，征购任务和提成2300斤。他家已种3亩油菜，5亩麦子。一高兴，周锦颐提笔写了副对联：
十亩地无多 只合积有余粮冬不忍饥
半生天意定 且向东邻学耕西舍问耘
横批：家有破屋残舍 人无媚颜贱骨
看着贴在门上的对联，我说：“老周，你喝过不少墨水啊！”他嘿嘿一笑。
汪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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