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兆春：法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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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汉群□袁兆春简历
袁兆春，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法学硕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山东省法律史学会副会长、日照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汶上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62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沭县玉山镇，1987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高校师资班”，留校任教至今。荣获山东省高校师资培训优秀教师、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教师、曲阜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等称号。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项目、司法部部级项目以及山东省社科规划等国家、省部、厅级科研课题以及横向科研课题21项；出版专著11部，合著、主编和参编著作、教材21部，发表专业论文60余篇。先后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中国法律史学会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山东省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山东省司法厅、山东省法学会法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日照市首届十佳社科理论工作者等奖项。
在大学院校的所有专业中，法学无疑是与社会、与老百姓联系最为紧密的专业之一，法学家也在学术、科研乃至教学的责任之外，背负着不一样的社会使命。在古罗马时代，法学家乃是法的创立者。当时，一个法的专家表现出的是这样的形象：他研究法律，撰写书籍，从事教学，整理并解释法律，起草交易的草案，发展新的交易形式，代撰程序书状，提供咨询意见等，法学家被称为“立法者”，法学家的著作被称为“法”。因此，法学也被称为治国之学。
法学家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在从大学起就未踏出过法学门槛儿，已经与法学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袁兆春看来，一个法学家的社会责任，从小处说，是直面现实生活，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法学智力成果；而从大处说，则是追求权利社会的永恒价值———正义。
“这是一个法学家，乃至每个法学工作者应该担负的责任，追求的境界。”
农家娃踏进法学门
临沭县，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鲁苏交界处，隶属于临沂市，因临沭河而得名。位于临沭县县城东北部20公里处的玉山镇，为两省(山东省、江苏省)三县(临沭、赣榆、莒南)交界之地，历史悠久。这里不仅是孔子相鲁会齐侯的故址，而且也是传说朱元璋起身发家之地，至今在这里都流传着众多关于朱元璋的传奇故事。
出生、成长在临沭县玉山镇苏坊前村的袁兆春，从小耳听目染这些传说、故事，对家乡和朱元璋的种种关联耳熟能详。
“传说幼年的朱元璋在父母病饿而亡后，随姐姐一路讨饭从安徽凤阳来到蒙山东首，投奔生活在玉山的舅舅家。由于家境贫寒，朱元璋就给我们旁边村的一个景姓地主家放牛，有一年，朱元璋和小伙伴们在附近的大墩子山(后来改成明子山，取意大明天子)上放牛，将一块大石头指作龙椅，大家轮流上去坐，结果只有朱元璋能稳稳当当地坐在上面。后来就是大家熟知的朱元璋杀了地主家的牛，然后参加起义军最后当上了皇帝。”
至今，这座传说中的朱元璋“龙椅”，也就是那块天然的大石头，以及龙椅边上的“官帽”，后面的太妃石，仍然保存在玉山镇的山上，在当地被称为“朱洪武金銮殿”，与朱元璋称帝后回来种下的一株柏树，共同成为朱元璋从起家到称帝的见证。
袁兆春出生于1962年，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故乡充满着传奇历史色彩的山水之间度过，读书、上学在此时从未成为懵懂时期袁兆春的主业。“我开蒙是比较晚的，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有一定关系，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比较笨，直到文革结束后教育改革，我才算是比较正规的开始读书、上学。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二十一二岁左右毕业，而我二十一岁才开始读大学，毕业时都已经二十五了。”
1983年，袁兆春通过高考，考取了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出生于农家的孩子成为大学生，这是袁兆春以前从来不曾想过的。“我们这一代人，都非常感谢文革后的这种教育改革，它使众多像我一样的农家孩子能够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甚至像我还能成为老师，这是我小时候在乡间所不敢想的。”
也许，更令袁兆春想不到的是，自打选择了法律专业，自己不仅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更从硕士、博士，一步步在法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越走越高。
不断进击的法学之路
1985年，当时正读大二的袁兆春碰上了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转折与机遇。这一年，山东省在全省统招的应届专科毕业生和统招本科大二年级学生中，选取三十名学生集中到曲阜师范大学，组成“山东省高校师资班”，袁兆春非常幸运地被选入到这个特殊的班级中。
“‘高校师资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班级，当时准备选取三十个学生，最后选了二十九个，这二十九名学生几乎是每个人一个专业，很少有相同专业的，所以也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集中上课。我们每个人都是提着个马扎、凳子，集中在某个教室各学各的，成为了当时学校里的一道特殊风景。几乎每一个学生都知道这个特殊的班，那时候我们身上都是打着‘毕业后就到正厅级单位上班\’的标签。”
进入这样一个班级，不仅意味着需要有极好的学习成绩，也要承担更高的学习任务。“那时候学校要求我们‘高校师资班\’的学生，除了要完成原本各自的本科专业学习，且本专业必须考到75分以上外，还规定每个人必须选修一门未来的硕士专业课程。当时正好《刑法》刚刚颁布不久，我就选择了《刑法》专业的相关硕士课程。”
1987年，袁兆春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习，却并没有进入政府机关工作，而是作为优秀学生留校任教。“那时候缺乏大学老师，所以省里就规定将一批优秀大学生留下来充实到大学教师的队伍中。第一年我参加了‘中央讲师团\’，下派到地方服务一年，当时我去了山东曹县，一年之后回到曲师大当老师。”
1993年，在教学工作中愈发感觉到自己专业知识不足的袁兆春进入复旦大学读硕士，而且还一下子选择了两个看似相距甚远的专业——— 法学和国际金融。“1993年是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的关键一年，与外国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也提上日程，国际经济领域的规则、机制也开始逐渐被引进到国内，这时候你必须明白国际经济、金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才能利用法学为中国自己的经济服务。”
直到现在，袁兆春还会要求自己的学生去旁听经济学的课程。“法律说到底就是规则管理，只有知道要管的是什么，才能明白怎么去管。”
同时，在复旦的学习，也让袁兆春展开了一项长达二十余年的研究——— 家法族规与国家法治研究。“中国受传统宗族文化的影响深重，地方宗族的自我管理与地方治理乃至国家法治有着紧密的关联。传统文化与当代司法文化的法律史研究，成为我最为关注的研究方向。”2013年，袁兆春历经二十年，整理、分析了一万余卷《孔府档案》之中的孔氏家法族规而形成的研究成果——— 《孔府档案的法律史料价值研究》一书出版，在法学界引起巨大关注，并于2015年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袁兆春硕士毕业后，婉拒了复旦大学的留校邀请，回到曲师大继续任教，并于2003—2005年到华东政法大学攻读博士，成为上海第一个两年毕业的法学博士。
2004年，曲师大经法学院迁往日照，2006年春，法学院独立。以前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序列职务的袁兆春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
担任了院长的袁兆春一直没有中断为本科生上课的教学工作，甚至还为一届专升本学生担任辅导员。“只有为学生上课，跟他们接触，才能体会到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通过平常具体的管理，可以将很多法律、民主观念贯彻于其中，从而为学生普及法学观念。”
在管理中十分民主的袁兆春在教学中异常严格，法学院的毕业论文重复率甚至被划定在20%以下的硕士论文标准上。“法学是非常严谨、理性的，容不得一点模糊地带，这种严谨的逻辑必须从大学的专业严格起来，这样的法学毕业生也才能满足法治社会的要求。”
法律为社会发展服务，一直是袁兆春所秉承的理念。
法学的担当
“法学承担着提炼社会规则、促成社会共识、想象社会正义的功能。这种责任既是社会对我们的一种要求，也是我们自己实践的目标。法学家必须树立正确的方向，一步一步迈向这个目标。”
在教学和科研的工作之外，社会职务也成为袁兆春的一项重要工作。2007年，袁兆春兼任汶上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汶上县地处兖州矿区，底层的职务经济犯罪屡禁不止，袁兆春在此期间，以矿区为研究样本，结合工作中的实际状况、案例，形成了有关职务犯罪预防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成为法学界的重要参考资料。
来到日照之后，袁兆春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这座自己视为第二故乡的城市。在此工作、生活十余年，袁兆春对日照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有了足够深入的了解。日照污染治理、日照海滨旅游综合治理、日照绿茶品牌法律维护……袁兆春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切实有效的法律建议。
“来日照十多年，对这座城市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而且法学院自搬迁到日照以来，一直承蒙日照各界的有力支持，特别是在法学院学生实习方面，日照市市委、市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给予了我们极大地支持，地方全面接收学生实习在全省都是绝无仅有的。而我们也必然应该为日照的建设、发展提供我们所拥有的法学智库支持。”
2013年，袁兆春受聘为日照市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今年4月，袁兆春受聘成为日照市政府法律顾问，并为日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作了法律学习的第一讲。
“法学与别的学科不同，必须时刻关注社会，而不能成为空洞的理论。我们一直支持法学院的教师去兼任一些社会职务，或者为有法律需求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在真正的实际操作中体会法学的合理性，这是一名法学教育者在实践中检验自我理论，甚至检视现有法规条文的重要一步，同时这也是一名法学学者应当具备的法学社会担当。”
精通法学、懂得国家大政方针、精于法律的实践操作，是一名法学学者的应有之义，追求正义精神和理性精神，则是一名法学家值得为之奋斗一生的境界。在袁兆春看来，自己的法学之路，仍然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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