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男女话《论语》
牛年防疫，宅家不免胡思乱想了。记得有天中午，饭后消食，信步踱入包河万达负一层的书店，迎门货架上摆放着《樊登讲论语》，随手翻了几页，随手又放回原处了。 早就想谈点《论语》，又恐贻笑大方，一直就不敢下笔。
作为六十年代生人，十岁光景就踫上《论语》。可不幸的是我这本启蒙读物，居然是“北大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编纂的《〈论语〉批注》！现在回想，那个年代，不仅吃肉吃豆腐得限量供给，精神食粮更是少得可怜呢。然而，不幸中也有万幸：《〈论语〉批注》毕竟出笼于博雅塔下、未名湖畔、图书馆中，其版本采自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除“批判”条目纯属牵强胡扯外，“注释”和“译文”两条目多少体现了些许“一塔湖图”的水准，相对于一个求知若渴的孩子，扫扫盲也算绰绰有余了。
后来，大专刚毕业，恰逢八十年代文艺复兴，自然就读到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和文革后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注》以至于孙钦善先生的《论语本解》了。于是可以细细地反刍《〈论语〉批注》，因为有了参照物了。譬如：关于“君子”一词，见《论语》首篇首段，在全书中出现107次（仅次于仁字）。《〈论语〉批注》中解释为：“一般指奴隶主统治者。有时指具有奴隶主阶级道德的贵族和他们的代言人。”《论语译注》中解释为：（1）有道德的人；（2）在高位的人。梁漱溟先生的高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君子”意思是“国君之子”，这也成为封建诸侯的共同名称。与之对应的是“小人”或“庶民”，意思是普通百姓。
《论语》这些年逐步地走进了百姓视野，同时也不得不感谢各类媒介的推波助澜。2018年的一个周末，在天鹅湖畔的一个文艺沙龙，邂逅了推荐系列国学新著的许辉夫妇。许辉先生呕心沥血十余年，一举完成了“泗水边的《论语》《孟子》《庄子》《中庸》”系列作品。安大一位妙龄女生大大方方地吟诵《〈论语》品读26悦》：“跑到春天的草毯山上大声诵读《论语》，不亦乐乎？”……“开会时思想开小差，想到匹夫匹妇是从匹配意思里来的，不亦乐乎？”……我惊诧于女大学生的成熟淡定，更意外于女生对面许辉先生的儒雅随和，身边的董静老师也是神态安详。至此或许稍稍领悟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确是句不必避讳的大白话。
一年之后，2019年3月10日晚，包河万达边上的小酒馆，彤云密布，“晚来天欲雪，可饮一杯否？”应老友陆勤康提议，许辉和董静夫妇俩欣然入席，好友桑宝君、朱启梅、朱德发及文坛新锐施维奇作陪，气氛相当宽松。席间，当然绕不开《论语》。“许主席，《泗水边的〈论语〉》，烟火味很浓，老少皆宜。”“谢谢，过奖了。”许辉憨厚寡言，因晚上开车，以茶代酒。 席间，我抓住机会，请教了两个问题，也是研读了很多版本《论语》后一直未解的心结。
“学而篇首段三句话，可否用逻辑推理成一句话，即译成：学习过程中，经常加以温习，可以获得更多的乐趣，好比邂逅远道而来的朋友，叫人喜出望外；即使一个人默默地学习、温习，没有朋友相伴，也是一个内心得到充实的人。”“有点新意，也可以这么说吧。”许辉点了点头。
于是我鼓起勇气，再抛出一块石头：“贤贤易色”，子夏这句话，和后边“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可否理解为修身的四个方面？尤其是“贤贤”与“易色”，如果理解为对待妻子应以品德置于容貌之上，则构成修身齐家第一步，或许充分体现儒家的家国情怀？或许迥异于董仲舒所谓夫为妻纲和朱子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你说的有点意思。”许辉不置可否。
《论语》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李泽厚先生称之为关乎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别出心裁地解读未尝不可，唐诗可以别裁，《论语》也可别裁，沈德潜和南怀瑾已经尝试过了，惟独不应像“工农兵学员”那样别有用心地主观附会。清代朴学家关于古文校释的戒律“诬古人、惑来者”，想必以茶代酒的许辉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他不怂恿我“望文生义”也是可以理喻的。但是，我正好觉得不少版本的《论语》注释有些也恰恰是望文生义。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雅、达”早已为大家所接受，中国古籍经典用的是我们的母语，译成现代汉语乃至白话文时，为什么不敢使用现代语法在“信”字上做足功夫呢？对照原文逐字逐句地硬译，不考虑上下左右关联，不剖析字词的本意，会否失去原汁原味的神韵呢？所以，多年以来，碰上嗑谈《论语》之类的专著，翻开头几页，扫一眼译文，即知有否灼见，樊登的那本自然也不例外了。
幸好，许君未落窠臼。《泗水边的〈论语）》，有青草味儿，有烟火气，有鲜鱼和佐料，还有香枕暖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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