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善人桥
在一个初春清朗的上午，我回了一趟老家小河圈，专程寻访善人桥。
善人桥是载入我《古滕西郊王氏族谱》的。在族中大事记一栏里，赫然有“王永朋独资修两桥”的黑体字的标题。一个农民，一个旧中国的农民，能生存下来已属不易，王永朋却能凭一己之力，在济宁通滕县的古官道上，在王楼与小河圈之间以及小河圈村西的小黑河上，架起两座石桥，这需要怎样的菩萨心肠？需要怎样的财力？他又是怎么获得如此财力的？
小河圈村西的大桥，虽也属善人桥“系列”，但因为它坐落在村西，故被称作西大桥。因为桥修得高，加以1975年小黑河裁弯时又曾加固，所以至今完好。而小河圈与王楼之间的善人桥却早已不复存在，尽管它曾深深烙印进我童年的梦里……
小河圈与王楼之间的善人桥，是由六块大青石架起的三孔桥。桥的两端是长长的泥沙铺筑的坡度颇大的引桥。可行驶马车牛车。它给行旅客商以及东庄西村的村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给我的童年时代提供了不少乐趣——那是我们夏天捕鱼捉虾戏水玩沙的好场所。可惜它后来毁于一场洪水。于是，在我童年的梦里，就常常响起“喔哦喔哦”的吆喝声和爆竹般的“噼啪”声。我每每睡眼惺忪地问我父亲那是什么声音。父亲说，那是牛车或马车陷进东河里的泥沙里，车夫们在吆喝鞭打牛马的声音。我到一中工作后，儿子还在王楼上小学。一个冬天，因为没有桥，他过河时脚踏进了结了薄冰的河水里。是他细心的语文老师从他躁动的双脚发现了他湿透了的棉鞋，给他找来了她孙子的棉鞋换上，才使他安适地上起了课。由此，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古人把修桥铺路当做一大功德。
此刻，料峭的春风轻抚着岸边几株老柳微泛绿意的嫰嫩的枝条，并送来几树梅花的幽香。而向东直望王楼当年的善人桥旧址，却已难觅它断石残砖的遗迹，只有已不那么清澈的河水在喧嚣地奔流。目光溯河流而上，飞架河上的是一座宽阔平展的连接班墨大道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此刻，桥上小轿车大货车往来穿梭飞驰，车笛声声，正交织成一支改革开放的奏鸣曲。我想，如果被誉为大善人的王永朋公还在，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会“当惊世界殊”吧？
说是寻访善人桥，其实不如说是寻访善人桥的捐建者的后人更贴切。今天我约见的是大善人王永朋的侄孙王兆才。兆才年长我几岁，对他伯祖王永朋的大事小情，他了如指掌。我们一起在善人桥的遗址徘徊瞻望感慨唏嘘了一会，我便邀他到我简陋的乡间别墅小坐。在村中胡同里，没想到还能遇到一个熟识他的留守老人。老人略事寒暄，便盛赞起永朋公。他说:“他老人家可真是大善人！以前穷，听我爹说，每到过年买门神什么的，他老人家都不要钱。白送！那时小河圈不花钱能得到他赠送门神的可不止俺一家。”
把兆才兄让进屋，请他落座在简易的沙发上，奉上一杯热茶，我便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寻访”。从永朋公这位侄孙的讲述中，我了解了这位在族人中获得“大善人”口碑的已故老人艰辛的发家史。那可谓筚路蓝缕，创业维艰。
“我大老爷永朋公原先也是务农的，家境并不宽裕，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可他不甘心贫穷。他脑子灵活，又读过一些书，知道无商不富的道理。打听到过年贴的门神灶君等年画，都是来自潍坊。年轻的他突发奇想，我怎么就不能自己印制年画卖呢。于是，他说服了自己的父母，背上行李和干粮，步行赴潍坊学艺。离潍坊还有三四百里路时，下店不小心让小偷偷去了盘缠，他要着饭，在许多人的讥笑唾骂中，走完剩下的路。看他衣衫褴褛，起初没有人敢收他，后来辗转找到了当地的一位老乡，才当上了学徒。前三年，他除了给师傅倒尿罐，就是做些粗笨活。出师后，也还只是做些刷板刷对纸等技术含量低的活计。好在他为人勤快，学艺心切，常常被‘抓差’顶替别人干活，才逐渐掌握了印制年画的整套工艺。只是有关制版调色等核心技艺，还没有‘偷’到手。于是，他准备回滕自己开年画作坊时，便用高薪包吃包住包婚娶的优厚条件，说动一位潍坊的大师傅，跟他回滕一起创业。于是，王楼很快就有了第一家年画作坊，滕县就有了印制年画的地方。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位师傅是年画界的大拿。包吃包住加高薪，果然使他使出全身解数，很快就帮东家打开了局面。可是，包婚娶不落实，还是难以留住人，更别说留住心。可最后这一包要落实，难度的确大。那位大师傅长得也太不养眼，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颜值太低了些。年龄又偏大，一般的黄花闺女，谁愿意嫁他？没办法，永朋老爷就打起自己姑姑的主意。为了说服祖母，他在老太太床前整整跪了一夜。后来在他祖母的压制下，姑姑终于含悲忍痛嫁给了那位师傅。而后，永朋老爷的年画作坊也日益兴盛。再后来，成了他姑父的大师傅把原先秘而不传的看家本领都传给了他。而他的作坊也开进了滕县城西关街，他也就成了王楼的首富。只是，他姑姑随他姑父回潍坊原籍后，却再也没有回滕县王楼来。”
有人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看来，永朋公身后也有。只是这位女性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姑姑。我听到此处，不由暗自感慨。我给兆才兄续上了茶，才提出了自己的第二个疑问:“永朋公他老人家挣钱不容易，怎么舍得自己出钱，一举修了两座桥？”
“要说舍得舍不得，他老人家可真是恨不得把挣的每个铜钱都穿在自己的肋巴骨上。他那么有钱了，却不是逢年过节就很少吃肉。一件棉袍穿了十多年都不愿换件新的，更不用说吊个皮里子。可是说到修桥，他却一下子就拿出来那么多白花花的大洋。他说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其实——”兆才兄说到此，喝了两口茶，顿了顿，似卖了个关子，才又接着道，“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大老爷当年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他是相信因果报应的，笃信善有善报。那时他赶集上店吆喝着卖年画，也在宣传他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条。有人跟他抬杠，问他为什么行善还没有子嗣。他却不以为忤，总说是自己还积德不够。先前总是怜贫惜苦地送年画施舍米粮周济相邻。最终一狠心拿出近一半的家当，修了桥。而之后不久，他也有了儿子。”
永朋公的这个儿子我了解，叫王振杰。曲阜师范毕业。我和他曾同在王楼小学教书。我当时是初涉教坛的民办教师，他是资深公办教师。王振杰多年带病工作，最终晕倒在讲台上，以身殉职。永朋公的孙子虽没有走出王楼，他的两个曾孙，却借改革开放的春风，都事业有成，现在居住在北京。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永朋公一介乡民，却能载入族谱，在族人中留下善人的口碑。
送走兆才兄，我开车返城，走得很慢，仿佛依然活跃的思绪在滞留着车轮。经过善人桥遗址，我敞开的车窗处，似飘进淡淡的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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