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林历史文化（九） 孔林的门与墙
杨丙震朱雅斤刘岩
旧时，显赫家族的墓地往往高墙环绕，门楼高筑，以增加墓地的庄重与威严，孔林也不例外。在孔林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孔氏族人通过对三门与林墙累代修筑，精心呵护，形成了孔林“园中有园、三门叠进”的庄严格局。
孔林大门位于至圣林坊后，是正式步入孔林的第一道大门。大门现存门屋三间一洞，两侧出八字墙。门屋为五檁悬山绿瓦覆顶，飞檐挑角，五脊六兽，无斗拱，边柱均用鼓礅为柱础。明洞间门扇两开，留有平地通道；两次间筑于高台之上，围设木栏，并作断砌造法，具有宋元时期流行的陵园建筑特点。
《阙里文献考》中有元文宗至顺年间五十四代孙孔思凯“作周垣，建重门”的记载。此前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里所建的“重门”即为现在的大林门和二林门，并举现存建筑形式作为例证。但从现存的至顺三年《宣圣林神门记》碑上，我们可以依稀辨认出“重建一门”四字。此“一门”应指神门。碑文中是否有“重门”字迹已无法明断。即便有也应该是丧葬礼仪的重门的称谓，不可能同时存在“重建一门”，又有现代意义的“重门”即双门之意。就大门的建筑元素来看，现存柱础皆用石鼓礅、中柱落地，柱顶直接承脊檁；边柱稍有侧脚，柱顶梁作，不用斗栱；单、双步梁断面几成方形；悬山挑度较小，明显呈现出清式建法。而明代《阙里志·圣林》在描述当时孔林建筑布局时并未提及此门的存在。另外，在康熙皇帝谒拜孔子墓的史料记载中提到，随从官员至圣林门外下马，皇帝过洙水桥至墓门降舆，并没有明确大林门与二林门之间的概念，且今二林门处旧有树立下马碑一通。由此可知，此门有可能是清雍正年间大修孔林时所建。
二林门与大门甬道相连，分上下两层构筑，为一洞门楼式建筑。下层为石基铺垫，表面整体砖砌，中间留有拱门一洞，上有“至圣林”字样的石刻，据传是雍正在1732年亲题。林门四角以石加固，底大上小，逐层内敛收分，呈梯形。上层外砌女儿墙，内建有观楼，基址以台阶环绕一周。门楼为五间五檩重檐歇山顶，以绿釉筒瓦板瓦覆顶。檐下立柱均采用鼓礅柱础，开间明三暗二。明三间：中间南北设有格扇门，次间设槛窗；结构上五架梁下用随梁枋，次间加前后檐柱支撑踩步金梁，样式较为奇特。
二林门是在西周时期鲁国故城北门“龙门”的基础上设立的，东西两侧故城遗迹犹存，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二林门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历时一年建成，仅为一层。明弘治七年（1494年），衍圣公孔弘泰添建门楼，也就是现在的观楼。《阙里文献考》也有重修的记述。崇祯七年（1634年），兖州兵备道李一鳌捐献财物，又重修林门楼。
进了二林门，再走一会便能找到孔子墓门。孔子墓门位于洙水桥北，有门屋三间。门屋为悬山顶，以绿釉筒瓦板瓦覆顶，中开三门。明间略高，四攒；两次间微低，三攒。檐下各四柱承重，用一斗三升交麻叶斗栱，以麻叶云纹饰为彩绘。柱子上端的雀替前部呈现弯弓形，具有明显的清代风格。
《阙里文献考》记载，明永乐十二年，孔子五十九代孙衍圣公孔彦缙“作墓门三间”，现代资料多从此说。但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孔林图中已经有此门，而北宋《鲁国之图》孔林画面中却没有。说明该门可能始建于金代，具体年代无考。墓门坐落于高台之上，前后有三道垂帘踏步台阶连接。墓门设计巧妙，站在门前的平地，看不到里面的甬道、石仪，以此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
与孔林的门相连的，是孔林的墙。孔林的林墙是孔氏族人历代守望的见证，倾尽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情感。林墙蜿蜒缭绕长达十四华里，内林墙垣（俗称红墙）一华里多。筑建林墙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有效地保护林内的树木植被，防止附近居民樵采。因林地的面积不断扩建，历史上孔氏族人对林墙也进行了多次修筑。
林墙修筑最早可追溯至金代。当时，为了凸显孔子、孔鲤等七世祖先在林中的特殊地位，在其墓地周围筑墙建门。元代，由于孔氏族人享受祭田、免除徭役等许多优待，孔氏内部矛盾尖锐，此时墙的功能为间隔真伪、划清界限。真正具有防护意义的林墙建于元至顺二年。当时，林地树木茂盛，虽有林役看护，但常被周围居民偷偷采伐，孔氏族人烦恼不已。为了更好地保护林地安全，使安息的神灵不被侵扰，时任曲阜县县令的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思凯联合林庙监修张友综、刘宗敬等人利用修缮孔庙之机，对孔林起垣建门。这是外林墙第一次历史性的修建，达到了“圣人之神灵寝于斯，游于斯”“入是门者可不肃而畏惧”的效果。林墙依鲁城北墙而建，对孔林后期的布局走势及墓地管理理念产生了极大影响。
明代洪武年间，在衍圣公孔希学的努力下，林地进一步扩大。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林墙日久倾坏，居民樵采难禁，五十五代孙曲阜县尹孔克中捐资“万缗”，厚备酒馔，举行了隆重的再次创建林墙仪式。仪式上衍圣公孔彦缙的演讲对孔氏族人触动很大，于是孔氏各户族千余人及府内庙丁百余人，趁农闲之际，于当年的农历十月一日动工筑建。他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运用传统的盒板夯土、内置薪柴的筑建方法，仅历时半月便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阙里文献考》载，落成后的林墙“周十余里”，并在林内建造了护林居舍，以便日夜巡卫。
弘治七年（1494年），衍圣公孔弘泰在改建林门增设门楼的同时，对林墙又进行了一次维修。万历二十二年（1593年），在扩展孔林神道、设立牌坊的同时，还筑成了大林门与二林门之间的墙体。崇祯年间，衍圣公孔胤植认为“林垣浩大，岁月经久，不无颓废”，提出重新修葺林墙的建议，族人纷纷慷慨解囊，孔胤植捐银一百五十两，知县孔贞堪捐银八十两，其余族户捐银多少不等，于是“陶瓦甓，勤垣墉”，改土墙为砖砌。自此林墙正式升级为砖体墙，林墙与林门浑然一体，美轮美奂。
清代林墙经过多次扩建和维修，形成了现存的面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幸阙里，应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奏请，恩准林地扩充。雍正八年（1730年），孔庙修缮一新，皇帝委派第五子弘昼致祭孔子。弘昼将孔林年久失修、破旧残损的情况报告给父皇。雍正得知后，认为孔庙既已焕然一新，孔林也理当修葺，便将这项工程交给负责修缮孔庙的陈世倌等人。孔林修葺工程在雍正九年五月开工，次年九月工成，历时一年有余。修缮的重点是内外林墙及享殿等处，周长5591米，地表高3.3米，厚1米，共用“帑银二万五千三百三两有奇”。此时林墙外还有被当地称作“护煞”的土坝，作为林地的缓冲地带，周边立有四方“志石”。此后，历代衍圣公不断对林墙加以修复，并把修林墙作为对“作奸犯科”者的一种惩罚。
孔林的门与墙保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给予栖息于林地的灵魂一份安宁。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林门与林墙具有非常高的建筑水平，林墙与三门建筑不单凝结了孔氏族人的心血，也体现了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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