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书南迁,惊心动魄 王献唐任职省图书馆馆长时的感人护书经历
半岛全媒体记者张文艳
昨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关于藏书楼的故事也来到了最后一期重头戏:王献唐先生与山东省图书馆。王献唐先生私人有非常著名的藏书楼:双行精舍,个人藏书丰厚,而他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今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期间,广集精品,护书南迁,在战火中保护了齐鲁文脉。本期,我们拜访了王献唐先生的孙子王福来先生和曾孙王书林先生,并从学者屈万里的《载书飘流记》(又名《载书播迁记》)中了解护书南迁过程,重温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
抢救宝典临危受命,劫后收书
1937年8月14日,王献唐先生像往常一样来到图书馆上班,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径直走进藏书楼,在藏书楼的各处巡视了一周。因为今天开始要打金石古物箱,他决定先从金石文物展览室起,于是,他将馆藏部主任屈万里和牟祥农、亮宾一起叫来,大家一起商议要带走的文物和书画。办公室里还放着昨天(8月13日)教育厅转来的教育部复厅电,称馆中古物书画图集已经征得故宫博物院的同意,可以存放到该院的南京之保存所。
此时的王献唐,相信心中定是感慨万千,他视这些馆藏文物为生命,因为它们,是他多年来的心血。
山东图书馆创建于1909年,是我国建馆较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初称“山东图书馆”,1925年改称“山东公立图书馆”,1928年改称“山东省立图书馆”,1952年改称“山东省图书馆”至今(《一代传人王献唐》李勇慧撰)。
1929年8月7日,王献唐奉教育厅长何思源之命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之时,应该说是图书馆的低谷期。经历了“五三”之役的劫难,图书馆满目疮痍。“我祖父接手图书馆时,里面一片混乱,也没有经费,书目也很少,更不用说珍贵古籍了”,王献唐的孙子王福来先生接受半岛记者采访时说。王献唐上任后,作为馆长,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管理,申请经费,购置新书；作为藏书家,他利用专业所学,积极搜集整理山左文献,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可谓功劳卓著。
最为典型的当属抢救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
海源阁藏书楼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历经百年,藏书数量多,版本精。然而,上世纪20年代末,山东匪患兵燹四起,海源阁被军阀占据,藏书跟着遭殃,损毁严重,令人扼腕叹息。出任馆长后不久,王献唐就赶赴聊城,调查海源阁的损毁情况。这年冬天,天寒地冻,王献唐认真登记,手脚都冻僵了,他一边呵气跺脚,一边记录,作为金石学家、藏书家,王献唐功底深厚。王福来先生说“祖父创作的时候,如果引用《大学》《春秋》里面的内容,他从来不查书,全靠记忆,误差率非常小,堪称现在的最强大脑”。在藏书楼里待了15天,他发现了善本书籍记录的很多问题,并一一题识、标记,这让杨氏家人非常感动。
而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把里面所有的东西记了下来。“因为海源阁被抢,一些不懂的人,将宋版书都扔到厕所里当便纸,祖父发现后,一张张地清洗出来,将版本珍贵的收藏到图书馆里,那些散乱不堪或者较脏的,他编成了册子。当时的善本书还有很多残页,祖父就找到和当时差不多的纸张,一一临摹,他临摹的版本专家都看不出来,以至于现在有人说这个残册,比宋版书还要珍贵!”
在这样的环境下,王献唐先生一直在收藏书籍和文物中奔波着。“洎乎今兹,书籍达二十一万余册,善本亦三万六千册有奇,金石物品,至万七千余件,建奎虚书楼储之,可谓盛矣”,时任馆藏部主任屈万里在《载书漂流记》中称。然而,时局,给了王献唐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曲阜藏书“亡国奴帽,兄决不戴”
1937年10月17日,济南,此时已是半夜,周围漆黑一片,遥听炮声隆隆,王献唐在家中来回踱步,异常不安,随后他伏案疾书:“自弟行后,兄日夜提心吊胆,以剧院运箱件至泰安,中途曾经被炸故也……”信是写给刚刚到达曲阜的屈万里的,王献唐在信中提到战事已紧,图书馆里只剩十来个人,“无论如何,亡国奴帽子至海枯石烂,兄决不戴也”。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济南十室九空,甚至教育厅的人都几乎逃避一空,当局的“识不坚,心不定”(《五灯精舍日记》1937年8月4日),让王献唐颇为不满。
如此情景,王献唐不得不考虑将馆藏善本和重要文物南迁。
虽然得到了南京方面的同意,但考虑到故宫博物院保存在南京的文物已经西迁至湖南长沙,足见这里也不安全,再者,他认为到曲阜奉祀官府较为妥当,“既有人帮忙,又有特殊之理想无形保护,过此则遍地荆棘矣”。事后证明,王献唐的决定是明智的,曲阜藏书之旅频频得到有识之士的帮助,并且在此后十多年中一直得到妥善保护。抗战胜利后,孔德成先生又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将此批珍品运至南京保存。
南迁已定,王献唐先生立刻呈报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请求政府派车运送文物南下并拨付一笔搬迁经费,然而等来等去杳无音信,原来,“韩在呈文上批了两个大字‘不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迁移之行将举步维艰。
他把屈万里叫到身边,商议将精心挑选的善本图籍及金石书画,移送到曲阜奉祀官府。面对看中自己的恩师,屈万里非常感动,毅然受命。于是,10月12日晚,十个巨大的箱子载着王献唐先生的希望,跟着附省立医院的专车启程。能够搭乘医院的专车,得益于王献唐先生的同乡兼同学,时任山东医专及附属医院院长的尹莘农。和屈万里一起护送宝物的还有图书馆的馆役李义贵。李义贵原来是名洋车夫,因为经常在图书馆门前靠活,与王献唐先生相识。王先生见他忠厚老实,便招为文物保管员。
一路上,硝烟弥漫。中途到达滋阳(兖州旧称),因为专车不能送到曲阜,屈万里犯了难,便让李义贵看着箱子,屈万里骑脚踏车到曲阜找人。在王献唐先生的记忆中,他总觉得运送文物有如神助,那是因为频频遇到好人。比如原济南聚文斋书店经理,此时正在奉祀官府印谱处任职的彭辑五,他“性恭谨,无市侩气”,王献唐和他早就结识,叮嘱屈万里如果遇到困难,就去找彭辑五,彭辑五得知屈万里的来意后,当即答应帮忙找车。随后,屈万里还找到了奉祀官孔德成先生,他立刻答应提供房舍,供存放文物和屈万里等人的居住。
炮火声中,本来一天的路程,磕磕绊绊走了四天才成功抵达曲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王献唐先生先后将三批文物运往曲阜,前后共计31箱。
11月16日,济南局势更加恶化,王献唐先生也抵达曲阜,守着珍爱的文物,王、屈二人着实过了几天安定的日子,“先生来曲后,昼每相与偕游,夜则篝灯谈学,恒至夜分,实丧乱中一快意事”(《载书飘流记》屈万里著)。
战乱之中的安定如昙花一现,新的迁徙必须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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