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福来 “祖父留给我的嘱托是‘念书\’”
护书南迁几经生死,完璧归赵
南迁艰苦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硝烟弥漫的情况下。“有一天,祖父他们到达四川宜宾,下了船,就在琢磨天怎么还不亮,用鼻子一闻空气中还留有爆竹的味道,周围异常安静。碰到一个行人,连忙打听,才知道那天是正月初一过春节,他们就这样错过了大年夜。李义贵便到周围敲门要吃的,南方过年吃汤圆,李义贵要来了四个汤圆,我祖父和屈万里一人一个,李义贵两个,他们过了一个如此艰苦的春节”,王福来先生说。
1937年12月27日,王献唐先生将从31箱文物中找出的精华5大巨箱,装进尹莘农组织的第十重伤医院专车里。与奉祀官府的友人们告别后,回头再望了一眼曲阜,他和屈万里、李义贵毅然钻进车里,与这些文物一起开启南迁之行。就在这一天,济南陷落。
第一次离开图书馆赴曲阜时,王献唐“从文安邢仲采兄借四百元经费得分配馆中同人日后生活费用”,这次南下,自然经费难筹。“祖父是一介清官,自己也没钱,为了南迁文物,他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包括他的收藏品和在济南买的房子,低价出售后凑了一点儿钱”。由三人组成的护宝队就这样出发了。
“过铜山,经汴梁,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而抵汉口”(《载书飘流记》屈万里著)。
到达汉口后,他们的路费已经捉襟见肘,关键是五大箱子文物没有了合适的交通工具运输,正在为难之际,他们遇上了正在迁往四川万县开学的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从青岛迁出,时任校长为林济青,林校长早闻王献唐先生大名,立刻请他任山大中文系教授。
考虑到这五箱文物可以和大学书物偕存,王献唐先生答应下来。“山东大学就发了一份聘书,聘祖父为教授,并给了他800块钱的订金,基本上是两个月的工资”,王福来先生说。有了钱,文物又有专船运送,解了燃眉之急,三人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艰辛仍然继续。在屈万里先生的《载书飘流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人的不凡经历,在宜昌,他们险些丧生于敌机的狂轰乱炸之中,离开宜昌后,天还未明,发现路上行人稀少,码头没有工人,一打听才知道那天是大年初一,佳节蒙离乱,游子思乡浓,那种苦楚,怕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在重庆,用小船运送文物到火轮时,屈万里失足跌下驳船,幸亏他身手敏捷,抓住缆绳,才幸免于难……
经过千辛万苦,1938年2月4日,抵达四川万县,滞留了8个月。为了给文物寻得一安身之处,王献唐特地拜访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拜托他托王子壮向教育部次长张道藩说项,将馆中藏品移至乐山。1938年12月底,在黄炎培等人的帮助下,载着三人血汗的五箱文物安全地存放于乐山大佛寺天后宫中。前后一年多的时间,迁徙了近七千公里。
“虽然路途艰辛,但看我祖父的日记,他总体心情是不错的,除了因为留存在济南的部分珍贵书籍文物被抢后,心情低落外,大部分心境还是较为平和的,他很满足,因为山东父老交给他的这些文物,他给保存下来了”,王福来先生说。而在南迁过程中,王献唐先生仍然在致力于收藏。1938年夏,他护书南徙至汉口沙市,辗转购得一枚“平乐亭侯”印,喜不自禁,后撰写了《曹魏平乐亭侯印考》一卷,并以“平乐印庐”名室,还写下诗篇《咏平乐亭侯印》:“戎马关河劫未平,眼前何物乐余生。金章幻出猩红篆,且向当涂稽姓名。”
这些文物得到妥善保存,王献唐先生在清贫困苦之中,衣食不继,但志守弥坚,并取书斋名为“那罗延室”,“那罗延”在梵语中是“坚守”的意思。在乐山,敌机仍在空中轰炸,每次遇到防空警报,别人躲避,唯独王献唐先生守在书籍文物旁边,有人不解,他笑着说:“这些东西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舍了自己的生命”。当年南迁前,他把家人送回老家时,也曾留言:“如果这些文物还在,说明我还活着,如果文物不在了,那么我也就不在了”。
而在川护书13年的李义贵,为了糊口,不得不去打工,“去江岸搬运,清淤除污,担砂扛石,给人帮工,摆地摊,卖香烟,售菜果……年复一年地熬过了十三个春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分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旧存曲阜奉祀官府)、四川乐山大佛寺两处的图书文物,分别于1949年12月11日、1950年12月25日,全数完整无缺地回归故里,由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代为保存(《一代传人王献唐》)。
历时十余年的三人护宝行动,其艰辛,其伟大,其中的辛酸血泪,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此,我们致敬王献唐先生、屈万里先生、李义贵先生,是他们保存了齐鲁的传统文化,是他们传承了齐鲁文脉!
2018年4月18日,半岛记者来到了位于太平角四路的王福来先生家中,听他讲述了祖父南迁的艰苦经历,以及他与祖父的深厚感情。王福来先生是王献唐三子王国华之子,是王献唐先生非常疼爱的孙子。对于与祖父相处的点点滴滴,王福来先生印象深刻,每每聊起,都不禁泪目。时隔多年,虽阴阳两隔,然而,祖孙间真挚的感情愈加浓烈。
为凑经费变卖家产
当时选择南迁,山东省立图书馆没有人愿意跟随,因为那意味着流离失所,我祖父有年迈的继母,以及妻、子,一家子人,当时上南方的人都带着家眷,唯独祖父将家人送回老家,他说家里有几亩良田,我什么也给你们留不下了。因为家产他大都变卖作为南迁路费了,我们家在青岛观海路13号还有房子,本来想卖掉的,由于日军侵占青岛,卖不掉,最后他是东凑西借的钱,借条上都列有名单。
和日本人打笔仗
祖父在日记上说,在他南迁之前,早就有日本人来找过他,因为他在日本的名声很响,这源于一场笔仗。日本有个学者叫高田忠周,他写过一本中国古文字研究的巨著,叫《古籀篇》,引起轰动。然而,中国的文化被日本人抢去研究,实在有些丢面子。祖父三天三夜没睡觉,干什么?找高田忠周的毛病,很快,祖父写了一篇《评高田忠周<古籀篇>》,发表以后,日本学界一片哗然,都很佩服祖父。高田忠周当时已经70多岁了,比我祖父大三十多岁,他还以为祖父和他一样是位老者。他专程携带家人赶到济南,一进当时祖父位于大明湖的家门,全家跪下了,祖父出来问你们是谁,他说我是来找王献唐先生拜师的,麻烦你给通报一下,祖父说我就是王献唐,高田忠周愣住了,他没有想到祖父这么年轻。祖父连忙将他扶起,两人彻夜长谈。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日军侵华,祖父觉得必须保护文物,否则日本人不会放过这些宝贝。
不该忘记的李义贵
跟着祖父南迁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后来的大学问家屈万里,一位是李义贵。李义贵先生应该被重视,他非常忠厚老实,在护书南迁中功劳不小。
他比我祖父小20岁,是济南附近农村人,早年到济南打工,在大明湖拉洋车,山东省立图书馆就在这附近,他经常拉我祖父,祖父觉得这人忠诚可靠,就招到了图书馆做杂工,祖父日记中多次提到李义贵。由于他踏实肯干,很快被提升为副保管,其实就是看仓库。他看得非常认真,进出严格,后来祖父宣布南迁,在当时的工作人员中,只有他愿意跟随。那时候他也结婚生子了,但他抛家舍业,跟随南下。回来后,妻子早已改嫁。
我小时候出去玩,都是他背着我,只要我父亲去他家,他不管干什么都会站起来说三少爷,并忙着给我父亲倒水,我父亲坚决不受,他说,我不是看你们,我是因为献老,他对我太好了。
护书南迁时,他曾说过:“我生是图书馆的人,死是图书馆的鬼。”
难忘祖父临终嘱托
祖父去世至今是家人的遗憾。
当时祖父自己在病房里感觉渴了,其实高干病房身后有铃,护士随叫随到,祖父不愿意麻烦别人,就把茶杯放到肚子上,用一只手去拿暖壶,然而,倒水后他的手抬不起暖壶来了,滚烫的热水汩汩地倒到了肚子上,如果及时被发现还可以,但他烫伤后还不摁电铃,直到医生查房时才发现,他肚子上全是燎泡。这个意外加速了祖父病情的恶化。1960年11月13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11月15日晚上8点多,祖父清醒了一些,睁开眼睛四处看,我母亲问他:“找福来?”祖父点点头,我连忙到祖父的面前,祖父看着我说:“念书,念书,念书……”这是祖父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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