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船：繁华运河的见证者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近日，山东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高点定位谋划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历史上，大运河（山东段）一直是沟通中国北方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的生命线，是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的交通动脉，有“国家漕运江南四百万，寄径于山东漕河一线”之称。现陈列于山东博物馆的明代漕船，无疑是繁华运河的见证者。
“1956年梁山县出土的这艘大船，是迄今为止京杭大运河出土古船中年代和用途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漕船，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山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朱华说，大船全长21.8米，质地为南松木。船身呈柳叶形，排水量为32吨。主要装载粮草和物资等，根据专家测算，这艘船的运载量在当时属于中等，一次能运12吨至15吨的物资。
明朝时期的造船业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峰。山东北清河船厂等各地造船厂生产最多的是运输船只。明初粮船最多时达到10855艘，其中有遮洋船346艘、浅船10509艘。朱华介绍，在梁山出土的这艘古船就是一只运粮的浅船。其结构简单，但工艺精细，纵向连接采用钩子同孔的木作技术，横向结合则采用了铁质铲钉和穿心钉加固。舱壁板则采用了暗榫和铁锔连接工艺，船底还采用了一种“水泥密封法”，船板接缝用白灰、桐油和麻丝制成捻料灌封，船体由13道横隔板把船分割成一个个船舱，每道隔梁用三四块木板榫接而成，并与船肋骨紧密结合在一起，舱内采用水密舱壁。
明朝初期不仅造船业发达，而且对船的维护和保养也很重视。因为中国多为木制船，航行时间一长，就会结构松弛、板木腐朽。特别是当时河道航行条件较差，急流险滩常有之，经常会损坏漕船。每遇急流“一艘挽拽几至二三百人”，如“缆中断，舡随粮推，一舟撞损而尾后者三五相继，粮糈生命须臾归之鱼腹”。因此，明政府规定木制船使用一定年限就需修理改造。漕船按用木质量规定修造年限，小坏则小修，大坏则改造。“在宋金河道出土的这艘明船底部和船壁都没有破损，说明它在当时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和保养。”朱华说。
中国古代漕船大都为木质结构，保存难度很大。相比之下，明代漕船是我国古船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例。它的底板、舷板、舱壁板、隔板、甲板甚至桅杆都残存着，非常难得。第1舱内还放置着一个铁锚，上有铁环，四爪，锚上刻有“洪武五年造字一千三十九号八十五斤重”等字号的铭文。从器铭可以得知，这艘船是明代洪武初年制造的。船锚编号至“一千三十九号”，说明船的数量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
中国明代运河航运非常繁荣，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河道行驶的官船、商船、舟船日夜往来于运河之中，构成了一幅繁华的运河水上交通图。河道内帆樯如林，舟船如练，船工摇桨击水，拉纤号子响彻云霄。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商贾云集，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漕运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漕运之制起于秦汉，盛于唐宋，延至明清，辛亥革命后统征货币，废除漕粮。用今天的话来说，漕运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到了清代，漕运制度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于完备，成为中国古代漕运制度的总结者和实践者。漕运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漕船就是用于漕运的船只。明初行驶在运河线上的漕船有几千艘乃至万艘以上，年运输量为400万石左右，每艘船载量二三百石不等。这样一来，大运河作为这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河城市非常繁荣，德州、临清、东昌、济宁等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商业城市。明朝初期，时局动荡、盗匪繁多，为保卫漕运顺利航行，明政府决定在漕船上驻扎军队，以保护漕船的安全。
那么，这艘600多年前的大船是怎么沉没的呢？据史料记载，在洪武年间，这一带没有水战，这艘沉船不是因战争而沉没，而是因遇不测，搁浅其中，或黄河决口等原因。《寿张县志》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黄河决口，寿张县城移至旧县南15里——今梁山县薛屯。此次黄河决口，洪水冲开寿张城西门，于城西汇成支流，后称为林秭河。这条河就是船沉没的地方，它流经今天的梁山县，故这条船在梁山县出土。由于多年的黄河决口，河床淤泥堆积，该船是明洪武年间在宋金河执行“漕运”返航时误入并搁浅其中的，以至于再也没有驶出而被淤埋地下。正是由于淤泥的掩埋，沉船的各个部位才免受其他力量的破坏和分解，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正是这样一艘艘通过运河南来北往的漕船，为国家输送了粮食和各类生产、生活物品，也为明清时期山东社会经济的大繁荣提供了动力。而这艘明代漕船既反映了当时先进的造船技术，显示了中国古代船匠的聪明才智，也见证了那一时期中国繁荣的漕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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