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协调生与死
4月13日，患脑瘤的11岁女孩郭旭妮离世。此前，在高敏（左）协调下，她父母签定了捐献器官志愿书CFP供图
点击查看原图4月初，安徽合肥一家医院里，身患绝症、治愈无望的许宝决定捐献器官。可就在4月10日，他的病床边就来了当地红十字会和另一家医院的负责人，当着他的面，“争论”许宝捐献的器官，该由谁来接收……这一幕，让许宝和现场医护人员心寒不已。在中国，每年有150多万人亟需器官移植，然而，实际得到移植机会的病患只有大约1万例。150:1，这意味着，每年都有大量病患，只能在无谓的等待中，失去生的希望。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5：1，英国则是3:1。面对巨大的供需缺口，2010年3月，我国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他们在希望与绝望、生与死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桥梁。三年以来，全国已有260多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实现了659例成功捐献案例。这些协调员当中，高敏，作为曾经全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8年里，共成功协调87例器官捐献案例，成为目前全国协调成功案例最多的一位协调员。记者陈伟斌
每一次协调都是挣扎如今，每逢节日，高敏都会前往深圳郊区的吉田墓园。一株枝叶辽阔的高大榕树?立在墓园最高处，“那株大树下，其实是一处很特殊的墓地，埋葬的都是器官捐献者。”
这几年里，高敏因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份，已经陪伴87位器官捐献者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时光。最长的一次，她曾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家属签字，这个在旁人看来只是几秒钟的事，很多时候都会持续数小时，毕竟签完字，便是永别。”
不能询问受捐方的姓名和所在的城市，一切到此为止。
2007年，在深圳打工的贵州小伙儿杨杰遭遇不幸，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在离开人世前，做出了一个坚强的决定——捐献自己的器官，让自己以另一种形式留在深圳。“杨杰的妻子极其淳朴，她也是杨杰出事后才赶到深圳的。”高敏说，赶到医院后她一边陪伴着杨杰的妻子，一边向杨杰其他家属解释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他家里人也都很好，一切都按照杨杰的意愿来，很快就办完了捐赠手续。”
正当杨杰的妻子签完字后不久，一个来自湖北的电话，让高敏再度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湖北有个男孩烧伤严重，亟需有人捐献皮肤，否则生命不保。”“一边是已经逝去的杨杰，一边是命悬一线的男孩。”内心挣扎着的高敏走向杨杰的妻子，逼着自己开口，询问她是否能同意杨杰再捐出部分皮肤。
还没等话说完，杨杰的妻子顿时崩溃。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答应丈夫捐献器官，已经承受了极其巨大的情感压力，“那会儿杨杰的遗体刚从手术室里推出来。这种事说谁谁都不会同意，换我，我可能也不同意。”
一向克制的高敏也终于忍不住眼泪，抱着杨杰的妻子哭了出来……
本以为捐献皮肤的请求已然无望，连高敏都不忍心再提此事时，杨杰的哥哥站了出来，“他哭着劝弟媳，最后捐了。”
就这样，那份捐献协议上，又多了皮肤这个选项，杨杰再度被推进手术室，“但只是为了在表格上，皮肤一栏打个勾，你知道用了多少时间？3个小时！”
最终，杨杰捐献了心脏、肝脏、肾脏、皮肤和眼角膜，这些器官拯救了八个急需移植的患者。
“每次协调都是一个内心挣扎的过程，都是感同身受。”除了这种感同身受，更多的，是高敏对捐献者和家属们的崇敬，“人在最脆弱的时候，也可能变得异常坚强。捐献都是无偿的啊！这对于所有捐献者家庭而言，是无法估量的付出。”
实际上，这还是顺利的案例，更多时候，高敏面对的都是无法预料的现实。
意外之外“其实协调失败的案例很多。”高敏所面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生离死别，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即便捐献者本身提出请求，家属们也往往并不愿意真这么做。
此前，一名女孩遭遇车祸。她的父母找到高敏，并签下了无偿捐献协议书，“没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还能反悔？”
原来，女孩的爷爷奶奶得知这个消息后，极力反对将孙女的器官捐献。“就算另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有人等着，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只能尊重死者一方。”
家属的意愿只是发生意外的一个方面。2012年9月7日，22岁的湖南女孩赵湘生命垂危。此前，为了能顺利依照女儿的遗愿捐献器官，赵湘的父母一直和高敏保持着联系。
这天，当医生告诉赵湘的父母，他们女儿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们马上就组织了专家赶往那家医院。”让高敏怎么都想不到的意外却发生了——医院负责人拒绝高敏在他的医院做器官摘除手术。
对于器官捐献而言，心脏停跳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据了解，心脏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3-4分钟、肝脏是5-8分钟、肾脏是30分钟、骨和眼角膜为24小时。“这就意味着，如果赵湘在死后5分钟内不立即做手术，她的器官很可能就没用了。”高敏无论怎样劝说那家医院的负责人，对方就是不同意，“我不需要他提供任何帮助，只求他提供个手术场所，但最终他还是没有同意。”
眼看时间流逝，高敏和几位医生决定立刻转院，“就差那么5分钟。”就在即将到达联系好的那家医院前几分钟，赵湘停止了呼吸，“赵湘的器官还是没能被保住，如果保住了，至少可以救三个人……”
但这些对高敏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此前一次在遭遇类似的情况时，高敏协调奔波了5天，“那次也没能保住，得知消息时，我差点一头栽在病房里，因为另一家医院里，有两名病患几乎已经躺在手术台上等待器官移植了……”
成就即伤痛今年3月11日，高敏再次陪着一位捐献者家属，带着亲人的骨灰来到了吉田墓园，至今，已有10名捐献者将骨灰存放于此。
在很多人眼里，自中国开展器官捐献试点以来，完成了87个成功案例的高敏已然是“中国器官捐献协调第一人”，但这对她自己而言，没有欣慰，更多的反而是在心中沉积的伤痛与无奈，甚至非议。
唯一让她感到高兴的是，如今全国已经有260多名器官协调员，在从事着和她一样的行动。特别是从2010年至今，全国已经有了660多个器官无偿捐献案例，“2010年以前，只有120多例。“没快乐时，只能安慰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能救人，能延续一个一个生命。”这些年下来，高敏的电话一响，就意味着要去面对和陪伴一个生命走向尽头。特别是在面对一些情绪激动的家属时，她更是只能默默的在一边任凭对方质疑，“也有家属事后向我索求赔偿的，但做这些事情，我是一分钱都没有的。”
高敏说她能够理解家属们的心情，做这件事情，要投入自己的真感情，感同身受，就必然会心痛，一次又一次。“不论成功与否，从我内心来说，现实也还是让我无法面对很多人，包括捐献者和受益者。”
从“献血大王”，到协调器官捐献第一人
进入4月以来，除了照例在深圳市红十字会献血中心做志愿者，高敏倒并不是很忙。
不过，无论她走到哪里，一个20多斤重的背包，总在她身边——里面装满了所有人体器官捐献所需的材料，“很多时候通知都来的很突然，要随时准备好材料，及时协调。”如今，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高敏，只要是在深圳的案例，一般都找她来协调。
而在跨入器官捐献协调这个领域之前，她就早已有了很高知名度——深圳“献血大王”。
1993年，刚刚经历了离婚的高敏，从济南市商河县农村来到深圳，帮妹妹照看孩子。
生活如静水般继续，直到有一天，走在路上的高敏看到一辆无偿献血车，“车上写着缺A、B、O型血，我想，那就献吧。”
当跨上这辆献血车时，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将由此改变。“原来献血可以救那么多人的性命，我的血没问题，血站有需要，我就有责任去献。”渐渐地，高敏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常客”，与此同时，她也成为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明星志愿者。
2005年，一个电话，让高敏的人生再度转变。“那是湖北天门打来的电话。”正在深圳红十字会值班的高敏接起后，一个颤抖着的声音，极力请求她不要挂电话，“对方询问深圳红十字会是否能够接受遗体捐献。”
打来电话的是一位18岁女孩的母亲，女孩遭遇不幸，为了让女儿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活”下去，这位母亲选择了捐献孩子的器官。
虽然深圳在2005年时已经成为器官捐献试点，但此前，全国都没有做过类似的案例，“其实这位母亲也联系了其他地方的红会，但在当时谁都不敢做这件事。”
为了帮助这位母亲，高敏开始多方联系。经过努力，湖北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陈中华教授在获悉消息后，随即带队前往天门，完成了这位母亲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正因为这个女孩捐献了器官，使另外3个孩子得以生存。”“无意中，这成了我国首例无偿多器官捐献案例。”偶然的际遇让高敏发现，原来器官捐献移植可以让很多人以不同的形式“起死回生”。
与此同时，深圳市红十字会负责人也找到高敏，希望她能将注意力往器官捐献协调员方面转一转，“就这样，我真正意义上进入了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角色。”
高敏所不知道的是，那时的她，已经成为深圳，乃至全国唯一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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