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家”老舍的抗战之笔
◎秦雅萌
新中国成立前,老舍曾在各类文章中称自己为“写家”而非“作家”。一字之差,似有深意。老舍的挚友、剧作家曹禺将其解读为老舍的自谦。不仅如此,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自己的关系,老舍也多以局外人的角色自况,认为自己一直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身处“平沪两大文艺大本营”的边缘。然而,这一姿态在抗战大潮中被赋予了更多内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舍怀着高蹈激扬的抗战情绪完成了《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他期待着自己以一名写作者的身份融进这个“大时代”,希望能够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创作出“伟大的文艺”。抵渝后,老舍又在多篇“述志”之文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写家”本色,但不同于仅仅写作小说、散文这类纯文学作品,他认为,应当通过分担一些切实的文艺工作,去真正理解眼前的“大时代”。
在战时重庆,老舍因此前出色的文学成就和无党派背景,被推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他牺牲了个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忙于编辑刊物,召开会议,处理文件,发展分会,接待各地作家,与世界其他文化组织联系,“文协”中这些繁琐的事务实际上都仰赖老舍的四方奔走。他除了要组织文艺活动,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还需要不时出面缓和政治舆论压力。老舍的勤恳工作对于团结大后方的文艺力量意义重大,也正是战争的“大时代”,赋予了老舍在书斋和课堂之外的崭新角色与更大能量。
繁忙工作之余,老舍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笔耕不辍。战时的重庆遭受着日机的频繁轰炸,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加之溽暑难耐,鼠患严重,老舍又感染了盲肠炎,贫病交加的老舍却始终坚守着一种“不停地写作”的作家姿态。可以说,作为“写家”的老舍形象,最真切地体现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文艺工作中。“写家”老舍最心爱之物自然是手中之“笔”,“笔”成为抗战时期老舍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将“笔”视作自己“唯一的资本”,将文人之笔喻为战场之枪,渴望通过写作“把热血洒在纸上”。重庆时期,老舍对“笔”的功能也有了新的认识:“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文协的过去和将来》)
在战时重庆,老舍将自己的抗战之“笔”投向了两大创作领域。一方面,他致力于民间大众文艺的探索,在大后方掀起的“通俗文艺讨论”热潮中,老舍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动手制作”作品的人,他曾向多位民间艺人学习韵律和腔调,希望从中找到战争年代文艺发展的新资源和新方向,使战时文艺真正起到宣传和教育的效果,鼓舞民心。另一方面,老舍则延续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追求一种具有“史诗般”品格的宏大作品,如在1942年写作的《火葬》和1944年开始写作并在抗战胜利前完成了三分之二篇幅的《四世同堂》中,老舍均将自己从重庆获得的战争经验与此前熟悉的北平生活相结合,讲述最普通的市井小人物与战争这一“大时代“的关系,反映了老舍对平凡百姓的朴素爱国愿望的关注。
从在济南怕做“亡国奴”的恐惧,到汉口时期高昂的抗战热情,再到重庆艰辛的“写家”岁月,这些经历都深刻地影响了老舍的作家观和文艺观。1946年初,老舍从重庆飞抵上海,准备赴美讲学,开启他的“写家”生涯的另一段旅途。素有“京味儿作家”、“幽默大师”称号的老舍,其丰富性远不能被这些标签所概括。老舍说,“抗战给中国照了‘爱克斯光’。”战争的烽火让人们重新审视“写家”、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从老舍的重庆时期来看,他以一种最本色当行的“写家”姿态,追问着他自1920年代以来关切的大问题:文化中国究竟应当如何生存,如何把握“大时代”的契机,改造自身,充实自己。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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