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钩沉释疑解惑——《吉砚书屋文博丛稿》序
□ 歙县 张艳红
数年前即闻董建大名，如雷贯耳，甲午以《徽州文博》为媒介，始得谋面。又拜读所著《印象》，一方小天地，百余篇美文，博古论今，六法之妙，尽显其间，心甚羡慕。大暑之日，董建发来《吉砚书屋文博丛稿》（以下简称《丛稿》），嘱为作序，小女自念学识浅薄，又难拂其心意，敬以叙述，并附骥尾。
文博之难，在于博观约取，兼收并蓄。非长久浸润其间，宫墙难入，更不得隐奥。董建舞象之龄从其舅舅、安徽省著名画家柳文田学绘画，虽仅数月，熏染潜移之功不可没。痴迷于秦砖汉瓦、金石书画，汲古不倦，以此为乐，书法篆刻，绘画鉴定，造诣颇深。2001年进博物馆，犹鱼得水，文献作品，极尽浏览，驰骋今古，上下千载，治学论文，研精阐微，奔逸绝尘，不能探其究竟。
文博研究，离不开作品鉴定。一旦鉴定失误，不但损失严重，贻误后人者亦甚多。如徽州文化博物馆藏《戴震题耑江永容像》，2006年，安徽省有关文物专家定为1级品，戴震与江永徽州朴学一脉相传，为徽州文化不可或缺之人物，故不时被某些相关人员和书籍引用。为正本清源，董建首从《容像》题跋时间“皇清乾隆（七年）壬戌（1742）”入题，用大量文献资料考证出戴震与江永初识于乾隆十五年，比题跋时间推迟8年。接着发现《容像》原无“诗塘”位置，“诗塘”部分装裱后人为简单剪贴，以致天头、地头高度比例失调。再者，印章落款“戴氏东原”、“震印”及“壬戌翰林”等，按戴震于乾隆二十七年举人，三十八特召为编修《四库全书》，四十年参加会试不第，奉命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印文作“壬戌翰林”即乾隆七年，相差三十余年；又，《容像》题跋用行书，而非端庄严谨之楷书，不符合弟子对严师的尊重；又称谓用“东原戴震”，不合仪礼。东原为戴震之字，供平辈及晚辈称呼，对长辈或官员的尊重和郑重其事，得署姓名而不用字。另外，江永蛰居乡里、潜心学问，此《容像》江永着官衣，与其身份与性情极不相符。又参考《清代学者像传》，江永身着布衣，收执书卷，面貌清癯，目光深邃，一派学者风范，绝非《容像》中俗吏形象。终上五点所述，得出“为古代无名氏画像，后为伪造戴震题跋，试图抬高画轴经济价值”之结论。此案证据确凿，考订邃密，层层剖析，引人入胜，历史面目渐浮水面，岂不令人叹绝！
文博的研究，大多由作品而稽考作者生卒、交游事迹、家学师承及题材内容、流传递藏、真伪膺假等。董建对于作品暂不能释者，识藏于心，多方打探，直至豁然开朗，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谓苦心孤诣。如《丛稿·物常聚于所好》一文，所言清末民初歙县画家江彤辉有画作见世，生卒不可考，直至发现养真堂主人所藏山水轴，其中一屏跋“岁在辛酉”，“时年八十又三”，至此可知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又见他人所藏自署作于“壬戌之秋”，“年八十四叟”，形成互证。又《南宋〈敕赐黟县灵惠庙额碑〉》一文，所言1989年版《黟县志》载灵惠庙碑为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所立，碑镌方腊起义军入黟县时秋毫无犯之事。然方腊作为统治阶级反面人物，在当时社会不可能进行正面歌颂。碑藏安徽省博物馆，董建“在辗转求得友人的帮忙后，专程赴合肥”查看， 立碑时间“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尚清晰可辨，可碑文却模糊不清，很难辨识。新编《黟县志》出版后，所载立碑时间为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关于碑的描述依旧时所称，即方腊“对百姓秋毫无犯，生灵安业”；可又将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此碑时间定为1957年。直至看到石谷风《古风堂艺丛——黟县灵惠庙方腊碑刻》一文，才恍然大悟：该碑在1962年10月发现于黟县西武公社上堂山古庙址，1972年入藏安徽省博物馆，碑文有“窃见有庙在地名上堂山，其神谓之胥公。昨方腊等贼入界，保全生灵安业。连年抗旱祈祷，各行大雨……”等内容。石谷风解释为方腊起义军纪律严明，保护人民等事实被统治阶级移花接木看成是胥公显灵，神灵保佑。黟县编辑志书不察，直接采用一家之言，致使疑窦丛生，可不慎哉！
《丛稿》文章大多与徽州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徽博）馆藏作品及徽州人事有联系，地方资料性很丰富，通过对藏品的分析考证，湮没无闻者由此而彰显，具有拾遗补阙之作用。如徽博藏《至正十二年买地券》为砖质，上刻铭文，为墓主歙县黄义一买地的契约，卖地人为张坚固。此风俗不见地方史料。我前些年回歙南农村参加亲戚葬礼，见有金银包上书写卖地人张坚固字样，说是下棺前烧给地主的卖地钱，可见风俗至今未绝。又此文尊称墓主为朝奉，徽学研究者认为朝奉为徽商特称，而此地券将朝奉的称谓由明清向元推进了一步。曾见方回《桐江续集》卷十《村路有呼予老朝奉者》诗云：“真公真相自难诬，非相非公亦好谀。谁忽谓予老朝奉，心知不是膺称呼。”并自注云：“予旧守郡阶，官朝奉郎。”方回字万里，歙县人，宋末官严州知州，入元，为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来往于杭州、歙县一带。此处称“朝奉”，当不知方回曾为朝奉郎，仅为当地的“谀称”而已。可见，朝奉称谓最迟于元代已在徽州出现，可与地券铭文称呼为互证。
《丛稿》收文近60篇，皆为数年间陆续发表报刊者，其中《中国文物报》《收藏家》《中华书画家》《书法丛刊》《文物天地》《文物鉴定》《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国家级、重量级刊物占有相当部分。其未发表者不与焉，又印章与专门书画之类将另结集子出版。王安石曾言：“细甚客卿因笔墨，卑于《尔雅》注鱼虫。”可见文博之难，自古以为之。董建刚过知命之年，年富力强，才学富赡，厚积薄发，上追许承尧、黄宾虹、汪观清之流为俦侣将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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