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男人的性格
□ 余治淮
徽州有首古童谣叫《捡石头》，歌词的内容是“捡、捡、捡石头，捡石头何以？捡石头磨刀；磨刀何以？磨刀砍竹；砍竹何以？砍竹做笼；做笼何以？做笼养鸡；养鸡何以？养鸡生蛋；生蛋何以？生蛋给外婆吃。”
儿时，我对生蛋只给外婆吃而不给奶奶吃一直困惑不解，长大后又接触到徽州俗话“吃到丈母家，玩到外婆家”，才体会到徽州古人在孩子的教育中对母系家族有一种特别的推崇。
感恩与回报
徽州古人对母系家族推崇的缘由，恐怕与当时的生存环境有关，十室七商的徽州，男人十之七八都求利四方，留在家乡的大多是妇孺儿童。男人们在外打拼，往往三年五载才能回家一趟，有的甚至英年早逝，便将孤儿寡母留在家乡，所以，大多数徽州孩子从小到大极少接触父爱，他们中许多人是在母亲的爱抚下成长的，父亲留给他们的印象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以及不苟言笑，一派严肃的表情。而母亲则用她们日积月累的慈爱滋润孩子的心田，因此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对母亲便有了一种深沉的依恋和感恩的情愫。
徽州的故事，生动地向后人展示了这种情景，歙县商人鲍志道母亲早年教子的事例就很生动，鲍志道早年丧父，母亲靠为人浆洗缝补维持生计供儿子读书，那时，老师是轮流在学生家用膳的，轮到鲍志道家就餐时，家里虽然穷困，拿不出像样的菜肴，但母亲却把餐具洗得非常干净，素菜色彩搭配得非常鲜亮，饭菜摆好后，她便让儿子陪老师用餐，自己则退回厨房，孩子小不懂事，以为母亲躲在厨房里吃什么好东西，有一次，饭吃到一半，鲍志道悄悄溜进厨房，揭开锅一看，母亲吃的竟然是野菜拌糠的猪食，惊呆的鲍志道跪在母亲脚下，诉说自己再不去读书了，回来帮母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母亲扶起儿子宽慰他说，你还是要好好读书，以后有了长进，也不负我今天吃的这些苦。
黟县商人范慰文幼年丧父，为了供他读书，母亲不顾自己脚小、体弱，每天都要到河对岸去种菜，一次在狭窄的木桥上为一位推车的农夫让道时，不幸掉入水中折断了腿，范慰文闻讯赶来扶住母亲，也是哭诉道自己不再读书，要分担生活重担，没想到母亲忍住剧烈的疼痛，挣扎着站起来让范慰文不用管她，赶快回去读书，日后若能成功，便在这里建一座宽敞的石桥，方便过往行人。
这样的教育，使他们感到日后的成功就是对母亲今天付出的最好回报，鲍志道成为徽州首屈一指的富商时，母亲早已仙逝，因为感恩，他专门修了女祠，供奉母亲那样优秀的徽州女人，同样，范慰文经商成功后，母亲也早已舍他而去，于是他在母亲当年摔倒的地方建起一座大石桥，并起名为“廉让桥”，以纪念母亲高尚的品德。
正因为徽州女人在教育孩子方面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得徽州的男人儿时接受儒学教育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母亲那种徽州女性特有的性格特征——柔有余，刚不足。
内敛与俭朴
纵观明清时期徽州男人总体性格内敛，他们不喜张扬，不敢、也不愿在大庭广众说出那种“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豪言壮语，他们不愿当面开罪于人，遇到需要立即拍板决断的事，不免优柔。徽州人不管官做得多大，钱赚的多多，世代居住的宅第总是小巧玲珑，让人想到的是一种女人生存的空间的特色，全然看不到北方官宦、富商那种高楼连苑的雄性气魄。
在外人的印象中，徽州男人不善言辞，甚至给人一种木讷之感，其实，徽州男人内心极其丰富，一个村落数百幢民居，远远看去，就只是一片白墙黑瓦，朴素无华，而走进古村，推开一扇扇大门，便会惊异地发现那白墙黑瓦的里面，竟然是雕梁画栋，琳琅满目。
徽州男人这种性格上的内敛，也使得许多满腹经纶的人才不被人们发现和重用，往往经过长时间接触后，人们才发现徽州男人的真实价值，然而，那时早已过了最佳使用期。
徽州男人即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富商，仍保持低调不事张扬，他们虽然乐于积聚，是偷着乐，躲在家里数钞票的乐，这不妨碍他们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和对穷苦者的关心与支持。徽州男人从小生长在母亲身边，对中国妇女那种勤俭持家的美德是耳濡目染，特别是一些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丰丝丰缕常念物力维艰”深有体会，所以不仅是创业过程中他们节衣缩食，即便是获得成功后，依然坚持“家有千金，不点双芯”的家训，提倡“布蔬随缘”的简朴与淡泊。顾炎武先生说得好“徽州人富甲天下，而他们的节俭也是甲天下的。”
“种十里名花不如种德，修千间广厦不若修身”，徽州男人同情弱者，每遇灾荒，施粥、施衣、施药，甚至施棺椁；对社会公益事业如修桥、补路、建学校，也能慷慨解囊，做这些善举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因为对母亲性格潜移默化的传承，他们不敢豪放地倾其所有，往往是细水长流支出财产中的一部分，即便支出这的一部分，他们也常常不愿用在一个项目上，而是撒胡椒面一样每个项目上捐一点，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一些捐赠史料中，为什么常常是捐赠数量不大，但捐赠人数却众多的原因。这也是很多生长在长江以北男人普遍认为徽州男人小器的原因。
交友慎与江湖淡
三是交友慎，乡情淡。徽州女人在留守家乡，独守空房的岁月里，遵从封建社会三从四德及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在与人交往，特别是与男人交往中，始终保持一种洁身自好的谨慎，她们极少交朋结友，与非亲非故的陌生人更是不会有任何交流，她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便是同宗共族的人她们也只是面熟，很少能叫出人名，这种行为方式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势必会产生一种负面影响，那就是心理极其敏感，特别是对生人有一种本能的警惕，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不敢，也不愿与人作深层的交往。而与徽州一江之隔的皖江流域，这种对乡情的重视度都会有天壤之别，特别是在官场上，“一人有福，牵带一路”的俗语在徽州人中不太适用。徽州男人，一旦进入权力部门，对同僚中的老乡往往是敬而远之，对下属中的同乡，也多不愿提拔重用，他们害怕让人说他们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曹振镛当年当着众考官的面摒弃俞正燮的试卷便是一例。俞正燮是徽州大儒，然而终生穷困，一直想通过科举来改变一下命运，几经挫折，四十七岁时他再度赴试，主考是徽州老乡——当朝一品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经过一拨一拨的考官筛选，启封后的试卷送到主考官的面前，然而，万万没想到在最后审卷时，曹振镛竟将俞正燮的卷子挑出，摒弃堂下，斥之为“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在场考官为之一惊。后人评价曹振镛此举有失宰相风度，试想，俞正燮当时已颇有名望，大家都知他是徽州大儒，即便是他的试卷不合主考之意，也不必当众侮辱他，曹振镛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不是与俞正燮有什么过节的话，那就是想通过这种“大义灭乡谊”的举动来标榜自身的清廉。徽州男人在官场上不善交谊，同乡之间又不愿提携，也许是想效仿王安石的“官场无私交”，岂料王安石很大程度就因为光有“智商”缺乏“情商”，他所倡导的“变法”，才因众人攻击而失败。因为官场恰恰需要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纵观明清徽州为官者，少有建树，他们的官多数做得很累很辛苦，因为四顾茫然，看不到支持者，所以只能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而讥讽者、掣肘者又让他们往往无法招架，最终让人心灰意冷，就连曹振镛也不免被人讥讽为“叩头宰相”。
徽州人的这种性格在商场上却如鱼得水，商场更重视的是一种契约精神，徽州人从小接受的母亲那种谨言慎行，心思缜密，勤劳节俭，诚信义利的熏陶，最终形成称雄中国的商帮——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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