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良臣难
盛世清官易，末代良臣难！
这是我读罢有关王茂荫的史料后，突如其来的一种感受！
王茂荫(1798年-1865年)，安徽歙县杞梓里人。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其经济思想及倡导的货币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被马克思写进了著作《资本论》，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其藏富于民、直言敢谏的操守，清简朴约、孝悌自律的个性，同僚有赞，青史有存。
历史上的币值改革，发端于秦始皇，秦货币立法，文书重量，开启了圆形方孔形制的半两钱，是为统一的必要措施，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方略；汉武帝发行五铢钱，统一铸币权和发行权，从财权角度，整顿了币制混乱，解决了王国纷争；唐朝铸造的开元通宝，钱币名称和重量分离，大小成色也做了具体规定，中国进入年号钱阶段，大一统时代的恢弘气度悄然彰显；北宋交子，那是商业革命的先声，亦是金融革命的体现；明朝从大明宝钞到白银成为通货，清朝时大量西方货币现身国内，东西方贸易加强，出超入超的较量，隐然其中。这些改革或变化，多以大一统为背景，或以强盛为底色，表现得雷霆万钧，雷厉风行，影响深远。
也有不太成功的例子，比如王莽改制所铸的大钱，唐肃宗的“乾元重宝”，国民政府的法币以及金圆券，多是动荡、衰落以及乱政下的举措，读之不免令人叹息。
而王茂荫，就币制问题，曾经三次上折奏请改革。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进士后，任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元年(1851年)，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升任御史，期间为解决财政危机，向皇帝上奏《条议钞法折》，但被驳回。1853年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上折反对“铸大钱”，认为铸造大额钱币必然导致物价上涨，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1854年，王茂荫针对银票、宝钞和铸大钱所造成的剧烈贬值和混乱，上《再议钞法折》。要求：允许钱钞兑换现钱；允许银票兑换现银；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咸丰皇帝大为不满，认为其言贵民而贱官，不以国家政事为重，加上户部军机大臣审议结论中也指责王茂荫是“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咸丰皇帝下旨严行查办，将王茂荫调离户部，任兵部右侍郎。
王茂荫的经济理论，涉及持钞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商人同商人，商人与顾客的交换中扩大钞币的使用问题。其重商原则，既反映了清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力量的增强，以及他本人同商人和商业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货币问题的深刻认识。
同治元年(1862年)，王茂荫上书同治皇帝陈述政事，受赞“直言敢谏，志虑忠纯”，重新启用并被授予左副都御史一职，奉命与兵部尚书爱清恪仁查办山西事件，因随从官员受贿，扭曲事实，使王茂荫名誉受到一定影响。同年，七月，补工部右侍郎。1863年，王茂荫被调离工部，任吏部右侍郎。1864年，王茂荫继母去世，王茂荫依制奉讳返乡守孝，1865年，扶继母灵柩返回安徽歙县，由于战火纷繁，老家房子破败不堪，人丁寥落，亲友多半流亡。遂弃杞梓里的故居，在雄村义成再建屋宇，六月，王茂荫在老家病逝，终年67岁。
除却经济学建树之外，王茂荫曾于1836年恩科会试中任收卷官；1840年守父丧时，撰写《歙邑利弊各事宜》，警示恶霸凶匪，主张割除陋习，移风易俗，初显敢于担当的乡贤之气。1853年，就剿灭太平军事宜，上书咸丰帝受赏识，被提拔为太常寺卿，升为太仆寺卿。1858年，王茂荫奏请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刊刻重印，以便使人“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未果。1861年，王茂荫移居至北京东城玉清观，受聘主讲潞河书院，整理誊抄部分奏稿，作《家训和遗言》。1864年途经淮阴，学生吴棠送来五百两银子，以谢曾被举荐之恩。王茂荫未予接受，坦然说：“举荐你那是公事公办，不应该和私事混杂在一起”……
这是一位廉静寡营，遇事敢言，清廉公正，忠爱出于至性的优秀士大夫！
忽然就想起英国的经济学鼻祖，写出了《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因阐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而存世，他所面对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还想起了凯恩斯，以其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斯主义，而成为罗斯福新政的指导思想，并开创了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期；还有美国银行家怀特，在二战后推出的怀特计划，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更有弗里德曼，以货币需求理论，供给侧改革等，使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总统里根成为其粉丝和关门弟子……这些改革，都有强有力的人物作为其精神依托和物质后盾，其实践其探究便自然而然。
但是，王茂荫呢，生逢清末这样的乱世之中，在西方的货币理论和制度还没有流入到中国之前，在继承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现状、自己体会而独立形成了自己的货币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咸丰皇帝对他颇为赏识，但是，在触及自身利益或王朝统治的问题时，对王茂荫的重要理论采取了忽视、驳回甚至贬斥的态度，致使一代名臣的才华学识无以实践，研究成果付之东流，思之，悲叹。
改革，是需要一定的经济背景、政治土壤和社会环境的！
王茂荫的这些奏折和当时情况，被俄国时驻北京布道团司祭叶夫拉姆皮汇成《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1857年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团长巴拉第编《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俄文四卷）出版，叶夫拉姆皮这篇被编在集刊第三卷里。到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又将巴拉第的集子翻译成德文出版，并将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中国王茂荫的这段故事，也就随着《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中的《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传入欧洲。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广博阅读，并于1865年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83号注脚中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原文Wan-mao-in）向天子递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在这里，伟人马克思对中国的王茂荫，那一丝牵挂、关心跃然纸上。
当今盛世，也恰是经济改革的美好时代。
推行股份制的厉以宁，发展经济学的林毅夫，市场理论的吴敬琏，产权学说的周其仁，在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化的大时代中，在为创新发展把脉处方的时候，他们，应该和王茂荫一样，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始终没变：经世济民，家国情怀。
经济学是可以结构的，人生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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