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献 关照前世今生
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王茂荫，为清朝歙县人，马克思曾对其《奏稿》中体现的货币思想给予赞赏。王茂荫所著《奏稿》是珍贵的文献档案，体现了深厚的货币观、人生观和家国观，代表了古徽州档案文献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 本报记者 殷骁 潘成 文/图
7月5日，王茂荫《奏稿》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座谈会在黄山市歙县档案馆召开。据介绍，该馆馆藏的《奏稿》四册 （含55篇奏折），系王茂荫在1858－1862年间整理出来的。 1990年，76岁的王茂荫第五代玄孙王芳烈在病逝前夕，毅然将世代珍藏的四册《奏稿》真迹交给歙县档案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奏稿》传承脉络清晰，仅存世一套，是名副其实的孤本。
奏请币改志难酬
王茂荫，嘉庆三年（1798年）出生于歙县一个茶商家庭。道光十二年（1832年）王茂荫高中进士，15年间，王茂荫仅担任一些闲职。
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将早已拟好却“久不敢上”的《条议钞法折》上奏，建议发行可兑现的银钞以解燃眉之急，并期望由此建立新的国家货币制度。同时他认为，发行纸币只是财政极端困难时的权宜之计，应当“先求无累于民，后求有益于国”，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引发通货膨胀。对于这份奏折，咸丰帝朱批“大学士会同户部议奏”，允许有关部门展开讨论。然而王茂荫的意见始终未受重视。
咸丰三年（1853年），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主管财政的要员之一。此时清廷面临内忧外患：鸦片战争后的战费和赔款导致财政负担加剧，同时银贵钱贱，人民负担增多、政府税收减少。面对困境，很多人建议发行纸币度过财政危机。但是，清廷既发行大钱，又发行纸币，且币值混乱，打破了清朝“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金属货币分工格局。 1854年，洞若观火的王茂荫再上 《再议钞法折》，他坦言：“钱为人生日用所必需，法不宜于轻动。臣非固执己见，妄肆阻挠，实因愁思已久，不胜过虑。 ”同时提出四项建议：允许钱钞兑换现钱、允许银票兑换现银、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以及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搭用钞币。由于封建官僚机构贪腐失信，银号的信用较高，王茂荫便寄望借助银号推行货币改革，主张发钞须有“商人运于其间”。
这份奏折令清廷极为不满，咸丰帝认为王茂荫贵民而贱官。四天后，王茂荫被调到兵部，基本结束了主管财政生涯。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心时局的王茂荫得知咸丰帝打算临幸圆明园，在1855年上奏《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加以劝阻，这份折子打消了咸丰的消遣计划，同时也惹恼了他，王茂荫从此淡出政治中枢。
长期研究王茂荫思想的徽学专家王经一指出，王茂荫的货币改革主张都围绕着避免通货膨胀的意图展开，他“以实运虚，虽虚可实”的货币发行理论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马伯煌则认为，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在当时影响甚广，并超过了魏源、王鎏等前人的认知水平。但是，纵使王茂荫呕心沥血、忧国忧民，然而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大厦将倾，无法也不可能采纳并实现他的抱负。
赤子情怀永续存
王茂荫的主张虽折戟沉沙，却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他的货币改革方案被俄国驻华人员收入《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 1858年，这份刚出版的汇编资料德文版在柏林出版，受到马克思的注意，他认为这是关于货币理论的 “新材料”。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83号注释中，马克思写道：“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这样，马克思关于货币史的结论在东方得到印证，王茂荫也成为《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王茂荫的货币观与马克思的部分财经观点几乎如出一辙。而王茂荫身处东方封建社会，马克思生活在万里之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观点能被马克思发现并用作论据，这不能不让我们钦佩王茂荫的远见卓识。”王经一告诉记者。就在马克思觅得知音的同时，王茂荫则历经苦难：1863年6月，他的继母吴氏在江西病逝。1865年6月，王茂荫在义成村病逝，坟墓遥对故居。弥留之际他口授遗折，仍以国恩未报为憾。
斯人已逝，研究不止。自《资本论》首卷发表的60多年间，国内学界对王茂荫知之甚少，连他的姓名都无法确认。直到1932年，才有人根据原著判断出马克思提到的正是王茂荫。 1936年，郭沫若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成为王茂荫研究史上的第一篇专文。 80年来，王茂荫研究工作蒸蒸日上，他的形象也越发立体：其谱牒、碑刻资料等星散信息正逐步完善；有关王茂荫的人才观、外交观、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大为拓展；不少研究成果还被收入专著和教材中，表现王茂荫形象的手段也越加丰富。
无论升职、谪降，王茂荫均以国事为重，耿直敢言，不畏权贵，曾先后上奏百余折畅谈国计民生，并举荐数十位人才。同朝为官的易佩绅总结他“夙夜孜孜，以思格君心为性命，以求苏民困为家事，以博采人才为嗜好。 ”由歙县县纪委组织的王茂荫廉政思想研究会也进入筹备阶段，该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王茂荫的思想和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军事、人才等方面，更在于他的清廉自律、直言敢谏、心系社稷，这体现了他忠心赤胆的担当精神和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
精神财富跃纸上
据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世界记忆工程”，1997年设立“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995年，国家档案局牵头组织成立 “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委员会”，2000年正式启动国家重点工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和国家咨询委员会，由知名的文献学、档案学、图书馆学、历史学和古籍版本专家组成，负责档案文献的鉴定、评选工作。从2002年到2015年，全国已有四批142件（组）档案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其中具有国际级文化价值的档案文献，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近年来，黄山市致力于收集、整理徽州文书等古徽州档案文献，目前已掌握了约80多万件，其中《明代徽州江氏家族分家阄书》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今后，黄山市准备继续与兄弟省市和单位统一打包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去年我们还启动了徽州方言的采录工作。”黄山市档案局局长田玉峰说。目前，王茂荫《奏稿》正在积极策划申报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记者看到，《奏稿》为宣纸线装本，内页为红线竖格，每页9个竖行，中缝下部印有“同春堂”字样。歙县档案局局长潘进辉捧着其中一册介绍道：“王茂荫字迹娟秀工整，兼为蝇头小楷，笔笔功力十足，字字一丝不苟，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印刷本。他誊抄出来，既是对工作的总结，也是给后人留下经验教训。 ”王茂荫在《家训和遗言》中写道：“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核处。存之以垂示子孙……”潘局长认为，这是王茂荫誊写《奏稿》的原因。《奏稿》正是王茂荫思想和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
田玉峰认为，古徽州档案文献是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充分代表和反映了徽州地区政治、经济、商业及文化的发展脉络。经过收集、整理、修补及数字化维护，诸如《奏稿》这类档案文献将成为学术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料。同时，通过档案文献进校园、办展览、开讲座以及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等活动，文献古籍一定能“活起来”，继续发光发热，关照当今世界。
题图：王茂荫《奏稿》。
下图：王茂荫故乡歙县义成村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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