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伟民如果把人生过成酱味不是一种苦涩而是一种收获题
□ 江伟民
如果把人生过成酱味，不是一种苦涩，而是一种收获。——题记。
嘈杂的食堂大厅，被一阵下课铃填充得满满当当的。那是管饭的铃声，一天有三次，分别为早、中、晚三餐。只要代表着与进食有关的铃声一响，整个校园就沸腾了。吃，在一个时间段里，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自然，我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如我般正长身体的一群人，可以听不进老师的絮叨，却决不能不听见管饭的铃声。那个时候的食堂的地位是何等的高贵。这一切，都是饥饿给闹腾的。
食堂有四个窗口，两个打饭，两个打菜。若是值班老师偷了一个小懒，一个个饭菜窗口就成了“肉搏”的战场。学生们贴着厚实的墙壁从两头往窗口的位置拱。这样的力量足以让那些处在中央正准备打饭的先前占领者，被拱出领地，犹如一朵绽放的浪花。
由于年少时体质瘦弱，一般我不愿参与这样的搏斗。其实，说成不愿是假，实则不敢。毕竟肚子早已饿得不行，更何况，一到最后，就有可能打不到饭菜，就得延续饥饿。不过这一切都只发生在高一年级的时候，待到后来上了高二，高三，就不会有饿肚之虞了。从“小媳妇”熬成“婆婆”之后，就享受着“婆婆”的威严和礼遇。回头想想，还真有些江湖味道。学校也是个社会，虽然小，却依旧遵循着社会的规律。
那个时候，食堂没有像现在这样发包出去，学校的门口更没有多如牛毛的饭店、小吃。因此食堂的职工，我们喊成“打饭的、打菜的”人，眼睛特别势利。几个个头壮硕的同学，凭着拳头的实力——学生和食堂职工经常发生冲突——捞了不少好处。同样的饭菜票，在他们的碗里就能呈现不一样的结果，饭多，菜也多。在我看来，他们碗里超出的饭菜分量，其实就是应该在我们碗里的。食堂要营利，不抠不行。现在回想，那时候大家都饿。我们饿在肚皮，他们饿在口袋。
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菜筒出现了。我是在12岁上初中的时候与菜筒结缘的。菜筒就是竹筒，截一段竹子，刨去外面的竹青和里面的竹黄，做个竹盖，菜筒上沿钻两眼，穿上绳子，可提就成。菜筒也可说成菜缸，一些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就用上搪瓷缸了。我用的都是搪瓷缸，外加一个网袋，一系一提，每个周末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许多同学还用祖传的古老竹筒，看起来黝黑发亮，细品却极精致，讲究一点的，上面还雕刻了一些梅兰图案。若是留到现在，还真怕会有古董商人上门放价收购。
菜筒里装的就是清一色的酱了：萝卜干熬酱、豆腐干熬酱，最让人垂涎的当属酱里有肉，而火腿熬酱就是上上酱品了。一掀菜筒，火腿酱的香气便把一个寝室的怪味覆盖了。不是顶顶要好的同学，一般是不会被邀请下筷的。于是，也就有了偷吃的情况发生。谁家的酱好，必定熬不了几天就见底了。那被偷的同学一脸沮丧，若是没人请下菜，就得吃白饭。毕竟能在食堂的菜窗口打菜的并不多。
酱的好处，就在于无论冬夏，气温高低，都能储存较长时间而不馊。真若没打上饭菜，菜筒里取上几勺，开水冲上一大碗，连汤带汁地囫囵下肚，也能撑上一餐。那时候，农家孩子一周的菜金也就两三毛钱，用酱撑肚子的日子还真不少。
到县城上高中后，离家百里之遥，一学期才回家一次，也就很少吃到酱了。仅有的几次，也是父母进城带来的，或是请进城的老乡捎来的。我吃的酱，大抵是父亲熬制的。父亲是榨油师傅，用起油来比母亲大度不少，一筒菜，油光锃亮的，都是黄溜溜的菜籽油。央视刚播出的“舌尖2”《心传》一节里，就说到了家乡歙县富堨镇至今还在使用的木榨榨油。木榨榨油，绵延传承了千年历史，这里面，有智慧，有力量，更有我太多的儿时记忆。
工作之后，就很少吃到父亲熬制的土酱了。每每回家，还要向父亲索要上一钵，带回品尝。年近古稀的父亲总是不厌其烦，高兴着下厨，满足儿子的需求。
一次，我在微信上晒了一张就着父亲熬制的酱下饭的图片，竟然引发朋友们的不少关注。朋友们大抵劝我要“注意营养，保重身体”一类。我想，或许他们并不知道酱的味道，更不了解一钵普通的熬酱，一直伴随了我三十年，想要放下，却是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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