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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外的伤痕十年来他们害怕未来也期许未来十年来他们

新安晚报 2013-04-16 10:45 大字

■高墙外的伤痕

十年来,他们害怕未来,也期许未来。

十年来,他们无处倾诉,又渴望倾诉。

十年沉冤一朝得雪,张高平、张辉叔侄终于作别噩梦般的牢狱之灾,等到迟来的正义。而在这十年间,他们监狱之外的亲人们,有的没等到这一天,比如张高平的母亲、张辉的奶奶,哭瞎了眼睛,临死之前也没有见到儿子、孙儿回家;有的选择了离开,比如张高平的前妻,当丈夫一审被判死刑时,她自叹所托非人,堕下四个月的身孕,伤心离开。

更多人选择憋屈而倔强地活着,不仅包括张氏叔侄的亲人们,还有十年前那个受害女孩王冬的家人——含冤方:张高发、张玲玲、张九妹;受害方:王朋里、吴玳君……

他们是一组沉默的群像,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张力。

编者按

一年到头,就过年三天不流眼泪

歙县徽城镇七川村张高发家破旧的房屋门前,火红的爆竹纸屑铺了厚厚一层。

这两个多星期来,是张家十年来最热闹的时间——村民不断登门道喜;每天都有记者来访,扛摄像机的、拿相机的,门口像是在拍电影。这一切都缘于两个人的回家,一个是他儿子张辉,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张高平,这对叔侄之前的身份是“强奸杀人犯”。3月26日,他们被宣告无罪,第二天,叔侄俩回到阔别已近十年的老家。

那天,张高发在家门口当着全村人的面放肆地大哭起来,哭声中,村里人和亲戚买来的爆竹也响了起来。爆竹炸出新生活的开始,也炸走了这十年的阴霾。

1

说他们俩一起强奸杀人,打死我也不信

2003年5月23日,是63岁的张高发最难忘的一天。

那天,因为时值“非典”,在村委会工作的他正好值班。下午回家时,弟弟张高平的老婆从杭州回家哭着说,张高平和张辉被杭州警方带走了,“警察说,他们俩可能涉嫌强奸杀人”。不过,当听完弟媳详细地说了过程后,张高发的心反而定了下来。

“当时想,这是不可能的,两个人的品性我是很了解的。说他们俩一起强奸杀人,打死我也不相信。”但一天后,张高发接到了杭州警方的电话称:想见张高平和张辉,就赶快到杭州来。“当时以为要放出来了,赶往杭州后,谁知道警方只是让我拿拘留证,根本见不到人。”张高发有点蒙了,绝望、无助、委屈一起向这个徽州大山里的农民袭来。为了讨个说法,那些天,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他一个人在陌生的杭州城奔走,“好不容易,有个律师答应接案子。”

几天之后,张高发和儿子张辉通上了电话,张高发忍着泪第一句话就是:“到底是不是你们干的!”

“不是,不是,不是!”平时话不多的儿子大声地说了三声“不是”,然后哭了起来。

“那你们为什么要招供呀!”

“六天六夜,比死还难受,我实在受不了了!”张辉说道。

电话这头,父亲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3

(探监)出来后就会在监狱门口大哭,哭出来,心里会舒服点

这十年的生活,张高发觉得就像一场噩梦。

一审之后,亲人凑了几万元,请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律师准备上诉。这名律师也让张高发问清楚,弟弟和儿子有没有强奸杀人。律师说,“若有,我也不代理了。”

张高发再次来到看守所,看到皮肤黝黑的儿子就严厉地问道:“你老实说,你和叔叔究竟有没有干那事?”  “没有,没有,没有!”张辉再一次大声说了三个“没有”,然后大哭起来。随后,浙江省高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

张高发说,二审后,每隔一两个月,他就会到监狱里去探望儿子,“出来后就会在监狱门口大哭,哭出来,心里会舒服点。”

4

看着它们(圈里的猪),就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2

熟悉的人看我的眼光也都怪怪的,当时就跟刀子捅在我心里一样

“这十年中,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泪,记忆比较深的一次是,我们家种了很多玉米,别人家都带着儿子、儿媳一起干活,我家就只有我们老两口。我掰玉米时,就流起了眼泪,又不敢抹,怕旁边的老伴看到。当我瞥她时,发现她也在流眼泪,也不抹。”自己痛苦还好些,张高发最遗憾的是,老母亲没盼到儿孙回来的那天。他说,由于长年累月地哭,老人家哭瞎了眼,2009年含恨离开人世。

不过,一家人一年到头也有不哭的时候,那就是在过年的三天里,“乡里的风俗,过年不许流泪,不然一年都不顺利。”

十年过去了,张高平和张辉终于回来了,但看起来都老了,而张高发自己也老了。这些天,他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在村子里转悠了,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喜欢抽着4块钱一包的“盛唐”香烟,一个人走到猪圈旁。十年的生活,让张高发不愿面对村里的人,他更愿意面对的是自己养的嗷嗷叫的一群猪,“看着它们,就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请律师,在杭州吃住,花费了好几万元。但张高发最终还是等来一个坏消息。

“一审判死刑的时候,感到天昏地暗,我们一家都绝望了。”从杭州回到徽州农村的张高发,此后便很少出门了,一家人常常在家里抹眼泪。而就在一审之后,张高平的妻子也打掉了腹中的孩子,独自离去。

“他儿子和弟弟俩在外面强奸杀人,真是作孽哦!”……村里人的议论也时不时地传到他的耳中。刚开始,张高发还一一解释,说明儿子和弟弟是冤枉的。但议论还是继续,到后来,张高发听到后,只好装作没听见,低头走开。

张高发说,事情刚发生时,他向村委会请了假,让别人代自己值班。后来,村委会也不再找他去工作了,“熟悉的人看我的眼光也都怪怪的,当时就跟刀子捅在我心里一样。”

张高发说,这十年,他没事很少在村里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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