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与忠诚——记革命烈士程振翠短暂的一生
□罗日健
刚刚落成的岩寺新四军革命纪念馆坐落在徽州区丰乐河畔、原新四军军部旧址边，不仅有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实物，还树立了十座铜塑像。目前尚未正式对外开放，我有幸近水楼台先进去参观，在第四展厅找到一座塑像《周副主席浇灌的红玫瑰》，记载了革命烈士程振翠的事迹，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给我说起她的故事。
程振翠是我的姨妈，1921年出生于歙县郑村西溪。1935年秋天，她初中毕业后与我大表姐程日芬（我舅舅的长女乳名秋兰，参加革命后改名田井），随我父亲（时我父亲任上海惠生助产学校解剖学老师兼开了一家“立德医院”）到上海去学医，1936年3月就与我大表姐一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上海国难教育社”，学习到许多革命理论和抗日救国的道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我父亲返回徽州岩寺开办医院，当年12月南方八省游击健儿奉命逐渐集结到岩寺整编为新四军，进一步激增她抗日救国的热情，秘密为新四军和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1940年秋在吴立奇同志（解放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1941年1月5日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划了“皖南事变”后，她接受党组织的指派，留下来就地开展革命工作，不幸的是第二天就被叛徒洪俊侠、伪保长杨步梁（解放后两人被人民政府镇压）勾结出卖，国民党宪兵将我父亲和姨妈一并逮捕，几天后我父亲被当地群众要求治病为由，联合保释出来。程振翠就被移送到伪歙县政府监狱扣押，在监狱里受尽了各种酷刑，宁死不屈。双腿骨头被老虎凳压碎，十指被竹尖刺烂，肺部被灌辣椒水引发水肿糜烂……酷刑，全身没有一块好皮肤，只有她的心是红的、是圣洁的，至死都没有吐露一点党的有关机密。我父亲通过各种关系到监狱去探望她，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什么都没说！”1944年5月不幸在狱中壮烈牺牲，年仅23岁。家人将她简单掩埋，没有坟茔，没有墓碑。解放后她被歙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程振翠从小就有爱国热情。1931年日寇侵略我东北三省，当地守将马占山愤然而起坚决抗击。消息传到徽州后，还在小学读书的她就组织同学成立了一支少年抗日宣传队，利用星期天演讲，向民众宣读抗日救国形势。她15岁开始就直接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在上海惠生助产学校学习期间，日寇正加紧对我国侵略，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正风起云涌，她就秘密加入“上海国难教育社”，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刻写宣传材料、上街游行，组织慰问品等都是冲在前头。
1938年3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健儿组建的新四军在岩寺整顿改编，组织东进抗日，期间我父亲思想开明积极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新四军指战员义务治病，支持抗日，支持新四军，被叶挺军长赞誉为新四军的“义务军医”。叶挺、陈毅、项英等新四军高级将领同我父亲都有过密切的交往，此时此刻程振翠和大表姐程日芬早已秘密参加了新四军军政治部保卫部领导的保卫网工作，开展宣传发动、发展成员、搜集情报、筹集资金和救助伤员等工作。
程振翠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坚决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和安排，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坚决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她20岁就遭反动当局逮捕入狱，被五花大绑并套上十斤重的脚镣，从岩寺一路步行11公里，艰难走到歙县县城。她在狱中三年多受尽各种酷刑，坚贞不屈，“我什么都没有说！”一句话道出了她是一位经得住任何考验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她的生命很短暂，没有轰轰烈烈的一生。但，她的一生并没有虚度，而在熠熠生辉。在郑村师山小学、屯溪隆阜女中和上海惠生助产学校的档案里，都存放着她品学兼优、年年考试第一的记录。她并非是只死读书的人，而是一朵由岳飞、花木兰、秋瑾等英雄史绩浇灌成长起来的自由花。她具有忧国忧民、以身许国的思想素质。她和无数先烈一样，其忠诚的信仰、坚定的意志，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建设伟大祖国和美好家乡贡献力量。今天，将她的事迹列入岩寺新四军革命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之一，就是人民政府对她的崇高评价和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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