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题材长诗全球首发阿多尼斯：桂花树，我要向你表白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今年10月底到11月中旬，享誉世界的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携其首部中国题材长诗《桂花》，开启第八次中国之行。他一路来到杭州、上海、休宁、南京等地，与他的中国读者和新老朋友见面，朗诵诗作，分享诗心，畅叙友情。
一位世界级大诗人，以整首长诗的篇幅和发自肺腑的激情，通过高度艺术化的形式书写中国，这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实属罕见。尤为难得的是，《桂花》的阿拉伯文版尚未出版，中文版是《桂花》在全球面世的第一个版本。
“黄山上光与影的友谊是多么深厚”
译林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桂花》，是阿多尼斯多次访华后创作的首部中国题材长诗，作品由50首相对独立的诗篇构成。全诗字里行间随处流露出他对中国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热爱，以及他与中国人民的情谊。整部作品不拘一格，叙述、沉思与想象熔于一炉，语言瑰丽而奇峻，意象丰满而密集，堪称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佳作。
《桂花》的责任编辑王理行博士告诉记者，一位世界级大诗人，专门创作一部中国题材的长诗，这在世界文坛非常罕见。《桂花》的诞生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其创作灵感直接源自阿多尼斯去年九、十月间的中国之行，尤其是他对皖南及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当时也正逢金秋十月，阿多尼斯所到之处，都有桂花飘香，这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在南京，他出席了诗集《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首发式，这部诗集由他本人指定的译者薛庆国教授翻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广州，他领受了《诗歌与人》杂志颁发的诗歌奖，并和当地多位诗人一起，种下了一棵以“阿多尼斯”命名的桂花树，这也是国际上第三棵以他名字命名的树。
在皖南，诗情画意的徽派民居，加上黄山秀美的自然景观，让阿多尼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并引发了他对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深入思考。他由衷地写道：“黄山上光与影的友谊是多么深厚，双方都告诉对方：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正是在去年那次访华期间，阿多尼斯渐渐萌发了写一首中国题材长诗的想法。一路上，他多次表示，会为这次中国之行创作一首长诗，题目就叫“桂花”。他的前两部中文版诗集的责任编辑、译林出版社编审王理行当时就跟他约定，长诗写好后，其中文版仍然在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界向当代世界著名作家直接成功约稿，颇为少见。
“阿拉伯世界的鲁迅”
王理行与阿多尼斯的接触，始自十年前编辑阿多尼斯的第一本中文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2009年3月，《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阿多尼斯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和杨炼、欧阳江河、唐晓渡等诗人有过交流，也到大学里举行诗歌对话。王理行说，“编阿多尼斯的诗集，和阿多尼斯本人接触，都让我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阿多尼斯在叙利亚出生、长大，但他的诗歌写作没有受国家、民族和地域的限制，他视野开阔，无论写到什么具体的事物，关注的都是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人性的善与恶。”
王理行介绍，阿多尼斯的人生十分传奇，他出生在叙利亚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4岁前从未上过学。14岁那年，当时的叙利亚总统到阿多尼斯家乡附近的城市巡视，阿多尼斯挤到总统面前，获准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并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城里的法国学校。因此阿多尼斯在教育的启蒙阶段，接受的就是法国式教育，“可以说，自由、开放和民主的思想和价值观决定了阿多尼斯一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决定了他能以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一切问题。在接受各种采访时，阿多尼斯也反复强调，爱对人生的重要”。
但阿多尼斯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王理行说，“从编《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起我就感觉到阿多尼斯对自己的民族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想法，很多人也因此把阿多尼斯称为‘阿拉伯世界的鲁迅’。”悲观之中依然蕴含着一丝希望，阿多尼斯的诗歌因此总让人在绵延不绝的深刻情感中沉醉。王理行说，从2009年出版《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十年间，这本诗集已经卖了大约14万册，“一个活着的外国诗人的诗歌合集能够销售十几万册，这是世界文坛的奇迹”。
“人的位置何在？在意义的旷野？在语言的爪间？”
王理行说，阿多尼斯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有他走到哪里，随时都会拿出纸和笔记录灵感的习惯，至于桂花，阿多尼斯觉得桂花有着温柔的气息，他希望世界多一些温柔气息。
《桂花》译者薛庆国先生在该书的“译者序”中写道：呈现在阿多尼斯笔下的风光景物，与其说是感官的见闻，不如说是想象和意念的结晶。在黄山，他看到的是“怀孕的自然”和“长有翅膀的石头”，听到的是“孔子之铃的余音”和“宇宙的呐喊”，生发的是“为什么，黄山看起来犹如一只嗅闻天空的鼻子”的疑问。作为一位思想家、诗人，阿多尼斯不仅以富有诗意的笔触写景状物，而且触景生思，在诗中屡屡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深刻思考。
尤令薛庆国钦佩的是，阿多尼斯身上呈现的那种在我国知识界不多见的“多重批判者”姿态。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都让他反观自我，审视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实。他在2009年访华后发表的散文诗《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中曾经写道：“我该把天安门当作一面镜子，以映照我的问题。”同样，对阿拉伯世界的反思和批判，依然贯穿于《桂花》的字里行间。他在诗中发出悲愤的质问：“在本质上，难道光明真的讨厌我们，/我们这些在文明之海——地中海——东岸生息的人们？”“这块土地，声称自己是收纳宇宙细菌与垃圾的不朽之园，它到底是什么？”这种反思和批判意识，同样针对他常年客居的流亡地、几乎成为他“另一具身体”的西方：“西方啊，你的光，为什么在跛行？”“在西方文明这具身躯上，有一种腐蚀其骨头的病毒。”
不仅如此，阿多尼斯对当今人类社会也充满了深邃的忧患意识，面对这个被“器械和神灵主宰”的时代，他发出警觉的质疑：“人的位置何在？在意义的旷野？在语言的爪间？”甚至，我们似乎在字里行间，还能读出他在《北京与上海之行》中对友好中国的委婉批评：“我是否还有一点遗憾，因为来自另一个根茎——机械——散发的另一种气味，也笼罩着某些街道，某些商业场所……”
令薛庆国尤其感动的是，阿多尼斯这位世界级大诗人，竟然多次对薛庆国提出并通过版权代理转告出版社，要在中文版《桂花》篇首写上把这首诗作献给他的献词。亲历全过程的责任编辑王理行还专门写了一篇《“献给薛庆国”——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桂花》献词历险记》，记录了是否保留献词的“惊险”过程，王理行说：“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译者，这很可能是世界文坛的第一次。一个世界级大诗人把自己的新作献给其中文版译者，这也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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