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一个老人
□方佳林
我曾写过《文化人的雅韵》一文，探讨读书人与文化人的不同，当然只说了一点皮毛。其实，有关这一命题，早在我懵懂少年时就有一位老人点拨过，只是我出于一种观念不相信不接受而已。
我村在山窝里，几百年村史。在人们印象中，村中迄今为止公认的一位文化人，就是这位老人。今天，村里别说大学生，硕士博士也不时冒出，但在村民眼里，文化人的楼阁里，唯有这位老人孑孑而立形影相吊。
我之所以在前文中避免提及这位老人，也不采纳他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身份太糟糕。我作为“老三届”中的初中六八届回乡“知青”，与他有过交往，不是“丧失立场”，是同情他的孤单，也看在他与我祖父是同期的省立二师（今天的休宁中学前身）毕业生，祖父谢世时，他流过一掬痛惜之泪。我家祖上并不比他家少田少地，而我得了个“根正苗红”的好出身，说来心酸——祖父嗜赌又嗜大烟，家产败个精光，解放划成分，就成了“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而这位老人成了富农。就成分而言已经够呛，可他还是国民党时期县党部的要员。镇反时，地方上要清算他的罪行，纷传要枪毙。他夜逃上海。其时柯庆施掌门上海，还是华东局一把手。他与柯老在省立二师时有同窗之谊，对他的为人也很了解。柯老认为他罪不至死，但坐牢免不了。凭柯老一纸书信，回转后他坐了十年班房。
头顶骇人的“帽子”，又兼“劳改释放犯”，是双料了！那时走集体，田间地头没人敢靠近他。我见这位老人太孤单，有时同他聊几句，不过是到古纸堆里捡个话题。不想还真入了巷，他的国学功底相当深厚。我叹道，怪不得村里说你是文化人。他摇头：“我不是。说到文化人，我早年认识一个人，叫唐辉，他是！”
这又是一段前尘往事。唐辉是新四军皖南支队司令，人称唐司令。“阶级”二字还真含义丰富，一个国民党县党部要员，一个共产党大员，两人居然是朋友。唐辉来到这片山区，都要在我村逗留几日，与他同铺睡觉共话衷肠。
他说：“老唐一再动员我参加他的队伍，我却固执认为，共产党白天躲柴林稞夜间才现身，能成气候？老唐说别看在江南势力还不行，江北的局面已为共产党掌控，很快就要过江。可我总觉得国民政府是正统，反政府就是造反。老唐说，啥国民政府？那是四大家族的政府！推翻它就是要还政于民！人家老唐也是学人出身，观大局，识大体，明事理。而我，一叶障目，只笃信上头一纸公文，不会怀疑不去思考，更谈不上判断，我没有文化人的素养。”
我那时一懵懂少年，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他问，你夜里还读读书吗？我说读啊，“老三篇”。他愣了一下说，我看过街头你们的学习专栏，你们对作品的理解是肤浅的。我心里咯噔一下，不信他这个“反派”人物会对老三篇感兴趣。我问你读过吗，语气里满是揶揄。他果然摇头，却又说，广播里常播，耳熟能详了。那文章看似平易，意蕴深邃，愚公的志向，白求恩的情怀，还有那个张思德的奉献，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那时，我们对领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的说辞让我震惊，也颠覆了我对他惯有的认知。尽管如此，我同他的接触还是小心翼翼，时间段也框在干活的间隙，土地和庄稼是诚实可靠的，不会搬弄是非。不过，我的警惕性是松懈了，觉得这个老人有修养很和善，再说风烛残年，何必去计较。这样，他在我面前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他说我有悲悯情怀，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具有文化人必备的素质，应该设法继续求学深造……我再颟顸也嗅出了其中的“反味”——“悲悯”就是不讲阶级斗争，“独立自由”就是革命队伍中的掉队分子，我噤默。为了表示我并未为他“腐蚀、拉拢”，我开始挑剔他干的农活，训斥他出工不出力。这在当时，是我最大的“善意”了。
后来我得到乡亲们推荐，又获得求学的机会。临行前，我挨家挨户道别，经过他家时，神差鬼使走了进去。他受宠若惊的慌乱模样，成了我抹不去的记忆。他说：“去读书，好，好！你本来就是读书的料！你一定比祖父有出息！只是……书是要读，但不要盲从。书是人写的，可人有诚实有狡猾。早年我读得那些书，有的就很荒谬、很虚假，尤其是御用文人笔下的，纯粹是奴才书。没有鉴赏力和判断力，书读多了反而扰乱心智。”出门时，他叹道：“文化人要守住的是风骨，丢了它，那就比蛮荒更可怕！”
这应该是他的临别“赠言”了。我不会去揣摩，也不再警憷深惕，对一个获得“前程”的人而言，他说啥都不会太在意。
几十年过去，老人早已作古。今天旧事重提，看来我对“文化人”这一称谓还是萦绕于怀的。试想，一个读书人却不能成为文化人，是何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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