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故事之六十八古代用印制度
□ 屯溪 董建
在“印铸局”文中，主要谈到印章的制作方面相关问题，而古代在印章管理和使用上也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员的任命，授予官印是必须的程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以三寸不烂之舌成功游说六国国君联合抗秦，并身任六国宰相，佩六国相印，人生可谓荣耀显赫之极。衣锦还乡时，他的嫂子和妻子跪在地上哪里还敢抬头。
秦代官印制度已比较完备，在官员被任命时都授予官印，同时印钮上有“绶”，绶也就是丝带，印绶即用于系佩官印之用，而绶带的颜色则被用来标志不同的地位等级。秦汉时期官员的佩印，似乎是除非犯法、罢官等例应追缴外，升官调职或告老病殁，都可将印带走，基本是一官一印，这样，因职务调整、升迁等原因另有新官上任，就只好另铸新印了。这种形式的弊端显而易见——认印不认人，极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极易造成混乱。如秦末大乱时，会稽郡守殷通召项梁叔侄商议应变之策，项梁使项羽斩了殷通，“佩其印绶”，自封为新的郡守，行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
这种状态到了南朝宋，尚书左丞孔琳之上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帝王玉玺都是历代递用，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绶佩在身上呢？况且“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费，易简之道。愚请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宋书·孔琳之传》）。宋武帝刘裕采纳了这个建议，官印移交制度得以实行，官印不再是个人的私物，而是官府行使权力的信物。
不过，在讯息落后的古代，判断官员真伪除了认印章，似乎也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在遇到重大事件，比如调集军队，只好采取“合符”的方法。官员赴任或巡视，皆带印信，既作途中应奏，也作身份凭证。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循环印”记：“昔巡按御史印各二，新任带一印赴任，旧任带一印复命，以备中途有应奏，谓之‘循环印\’。后巡按裁，而巡盐犹踵其制。雍正三年，都察院以恐有推诿、更换，奏罢之。”马连良有一出代表作《失印救火》，可以说明一位官员不慎将印弄丢的后果是可怕的。故事为白简奉旨巡按河南，弃舟上岸私访，不慎将印信丢失。印为洛阳县差拾去，献给县令金祥瑞。金是个嗜酒如命的家伙，诸事仰仗班头白槐，他将印信事告知白槐，嘱他踩缉。白槐来到河边，遇见旧仆白福，知巡按竟然是自己失散之子白简。欢叙之余，不免责备，复设计白简假驻县署，乘金祥瑞谒见时，白槐暗于署后放火，白简即将空印匣付金保管，自己佯装救火。金见空匣，大惊，求计于白槐，白槐嘱将拾得之印放入。白简大印失而复得，有惊无险，并迎养白槐。官印不慎遗失，官员是要受到处分的，就是失而复得，也要以失窃时间长短分别降等处分。《池北偶谈》“死节”载：“浙寇陷武义，署县事兰溪丞徐喆死之。贼索印，（徐妻）力拒而死。”徐妻为护官印，不惜以死相拼，不仅是将官印视为权力的象征来捍卫，可能怕印落入贼人之手被利用也是原因之一。
有些人出于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文牍上做手脚，要钤盖到印章，就要动一番脑筋。唐德宗时，泾原兵变，皇帝外逃，凤翔节度使朱趁机占据长安，又遣其将韩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伪迎銮驾”，图谋不轨。司农卿段秀实知其阴谋后，赶紧草成一纸要韩速返长安的命令，因没有朱的节度使印，“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也就是用他的司农寺官印颠倒钤盖在伪令上，“军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回。”（《旧唐书·段秀实传》）为防止有人盗用、滥用官印，唐宋以后都很重视官印的保管措施，有专人监管，但百密难免一疏。《南部新书》记唐代：“晋公（裴度）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故，度曰：‘此徒出于胥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服其宏量。”《挥麈录》记北宋时“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后开。”据说蔡京任相时，“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蔡相说“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第二天再秤，份量正常，遂开匣用印。上面两例故事，都说明裴度、蔡京这些相爷并非“宏量”，而是沉稳老到，控制局势不往坏的地方发展，当然也有几分的无奈。《南部新书》载裴度故事：“裴度带相印入蔡，李愬具军容，度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国于堂下，使民吏生畏。\’度然之。自后带宰相出镇，凡经州郡，皆具橐鞬，迎于道左，自此始也。”唐代戎服“橐鞬服”由抹额、袍稃、靴、刀、箭房弓袋等组成。宰相印毕竟抽象，况一般人不得见，远不如这种“宰相礼”直观和震慑。
《南部新书》记唐“圣历二年，敕二十四司各置印。”又记“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印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繁。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匮加鐍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二十四司，是古代中央六部每部分设四司的统称。
制作伪印也分水平高低，高手所制有时连专家也会走眼，一般人就更无从谈起了。像《儒林外史》中潘三使用豆腐干刻假印，技术含量不会太高，他最终触犯刑律，其中一条罪状便是“假雕印信若干颗”。鉴于存在伪印现象，明代“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铸印局辨其印信真伪”。
这里谈一下发生在明代的“空印”案，也就是在空白文书上预先盖印，以备应用。事发洪武九年（1376）（一说起于洪武八年），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都要派遣计吏到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数目，要求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即被驳回重报，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而事实上数字没有误差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粮食在运输过程中肯定有损耗，发运时的数字和最终抵达的数字是不会相符合，到底损耗多少，并不会事先知晓，只有到了户部才知道差额的具体数字。而有些省份和地区离京城实在太远，来回一趟需很长的时间，各布政使司计吏为免往返奔走，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误差，可以即时填用。“先印而后书”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空白钱粮账册都盖有骑缝印，户部对此是了解和默认的，而且也是沿袭元代旧习。但朱元璋发觉后，认为全属官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龙颜大怒，下旨严办，逮捕官员数百人，主印官员多被处死。
公文盖印的方法也有讲究，清代官府盖印方法大致是上行文书在正面上方盖印，下行文书则在年月日上盖印，骑缝章斜盖。在官印钤盖处，还有监印官的印记。徽博藏同治元年安徽布政使旌表绩溪胡程氏烈妇官札，在左边日期上钤满汉朱文“江南安徽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官印下，有楷书朱文无边印记“监印官署长盈岩大使王□”。另一张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安徽布政使给祁门县关于“礼部为祭祀事”文及官札，左边日期上亦钤满汉朱文“江南安徽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其下则钤楷书朱文无边印“监印官试用”，下钤“中正和平”朱文印一枚。在祭祀条例和官札粘连处，斜钤“江南安徽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旁边也钤“中正和平”印。其他方面文书盖印方法不尽相同，此不一一列举。
古代对旧印或损坏废印的处理也有要求，即交回礼部，一般是凿损或锉、凿去印面一个角，以后再集中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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