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书信趣谈
□北 塔
茅盾先生是中国作家中笔头最勤快的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茅盾全集》收入茅盾60余年的各类著述（还不包括翻译作品和古籍选注），按文体分类编年，多达40卷；以至于编辑出版周期长达22年（从1984年到2006年）。黄山书社于2014年推出新版《茅盾全集》（由茅盾之子韦韬先生授权，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钟桂松先生主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基础上加以充实、补订而成，更达42卷、26108页之浩繁。其中书信为3卷，每卷约500封，总共约1500封。
拙著《“信”者“信史”也——茅盾书信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是以个人之力，成系列、有规模地研究茅盾书信的首本专著，茅盾书信中有诸多故事，值得与大家分享。
有时，只凭一封信的重新发现和解读，就能牵出一桩历史大事；或者说，那封信曾经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往事被尘封，与这封信有关的信息都会被淹没。那么，重新挖掘出来就非常有意义、有意思。
比如，印度电影之所以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被引进中国，主要是因为茅盾作为文化部部长给周恩来总理写的一封短信。
1954年10月20日，茅盾给周恩来写信，请示说：“印度影片颇有进步好片，我国亦未映过……如果交换影片成为事实，对于我方影片在印度扩展放映圈一事，当可有所裨益。但此事是否可以在和尼赫鲁谈话时看情况提一提，敬请指示，以便遵行。”
周恩来在茅盾的信上直接批示：“沈部长，欢迎印度艺术团明年来华并交换或互购两国影片。周恩来十、廿一。”
可以说，那时中印互派文化艺术代表团互访和中印电影交流的事宜，是以茅盾为部长的文化部对周恩来指示的落实。
茅盾后来从未曾提起他的这桩功绩。在茅盾研究界、在中国的印度电影研究界、在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界，也几乎从未有人提起茅盾在这件事上的历史性贡献。
因此，那封信在中印电影交流史上具有历史开创意义。我把它挖掘出来进行相关解读，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不小的学术空白。希望我这篇文章能被广为传播，以后咱们中国人在畅饮印度电影这眼源源不断的甘洌井水时，不要忘了茅盾这个挖井人。
在史书、传记、回忆录和评述文章中，对有些史实的叙述往往是粗线条的、提纲式的，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书信里却有比较丰富、详瞻、生动的描述，那么我们就要依靠书信，把那段史实进行补充，让它以一个更加饱满的形象还原出来。或者，书信能提供关键线索，让我们得以寻找到更加详实的史料。
有些事情，茅盾曾广泛深入地参与，付出了很多心血，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他一贯的低调和谦逊，在他自己发表的文章里，对此说得很少。
比如，鲁迅晚年跟茅盾在上海做了邻居，两人过从甚密，亲如兄弟。鲁迅去世之后，茅盾拖着病体，从乌镇匆匆赶回上海，积极细致、亲力亲为地跟许广平等一起料理鲁迅的各项后事，付出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但他在回忆录里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他当时跟许广平和蔡元培等人的书信里了解详情。
从茅盾1936年11月7日致许广平的信和1936年11月23日致蔡元培的信中，我们得知，他至少参与办了以下几桩比较重要的鲁迅后事：（1）代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拟了三份公告并联系报刊发布。（2）就设立“纪念文学奖金”事宜，茅盾拟就准备请纪念会正式委员们帮着分发的启事，还拟就了给他们个人的信稿，并恭请许广平过目审定；然后他亲自联系印刷（分别用油印和铅印）。（3）茅盾不仅呼吁社会各界向鲁迅纪念基金捐款，自己还率先垂范。1936年11月21日，他向鲁迅纪念基金捐100大洋。
有些书信能有力地补充证明学术界的一些提法。
比如，王尔德的诗歌最早是什么时候被翻译成汉语的？宋达在《“五四”前后王尔德汉译史考释———王尔德作品汉译得失问题研究(一)》（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中曾提到，刘半农的翻译发表是最早的，但没有提供翔实确切的证据。
茅盾1921年8月3日致周作人的信一开始就说：“刘半农先生稿件即请先生寄下王尔德的散文诗。”
茅盾之所以在信的开头提到刘半农，是因为刘来投稿，而且是通过周作人投的。投的正是刘翻译的王尔德散文诗5首,即《美术家》《为善者》《传道者》《主》《公判室》。茅盾如获至宝，很快就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1921年11月)刊发了。
大约从1920年开始，茅盾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中心或者说准中心位置。他的朋友圈就是大半个主流中国文坛（在民国时期跟官方不仅无关，而且可能正好相左），他在书信中跟朋友们讨论的问题都是当时最前沿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思索都汇入了当时最主流的思潮。他一生都在寻找时代思想主题的焦点并作出回应，有的文坛热议话题甚至就是由他挑起的。当然，他不是一时兴起乃至兴风作浪，而是慎思明辨、深思熟虑后才发问的。
因此，我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茅盾的生平，更不局限于他的交游；而是由他和朋友们的书信对话延伸到当时的文学风潮和意识形态。书信可以说是最小的文体，但我有意地把它跟最大的时代话题勾连起来。
比如，本书第一篇，通过解读茅盾1919年11月16日致郭虞裳的信，我论述了茅盾对“五四”时期几个最热最大的话题的大谈特谈：妇女解放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婚姻制度问题。再如，通过解读茅盾1922年4月6日致张闻天的信，我论述了茅公的“非”宗教与当时京沪两地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当然，我始终围绕着茅盾对这些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和社会话题的参与。
新闻推荐
为营造安全、有序的茶季渡运环境，保障茶季期间群众安全出行，4月14日起，黄山区农水局配合太平湖管委会开展为期一周的太...
黄山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黄山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