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客从何处来超级工程亲爱的别过河迁徙的鸟
《舌尖上的中国Ⅱ》
《客从何处来》
《超级工程》
《亲爱的，别过河》
《迁徙的鸟》
5月12日，《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系列纪录片导演陈晓卿透露，《舌尖Ⅲ》将于9月正式开拍。这一季中，会将中国美食放在更开阔的国际视野中展现。
从2012年《舌尖Ⅰ》热播，到2014年《舌尖Ⅱ》成功地将文化影响转化为市场效应，《舌尖》为中国纪录片创立了一个品牌。纪录片这个似乎有些“高端、厚重、小众化”的艺术形态一下被拉到了普通公众的面前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烂片”和综艺节目泛滥的“娱乐时代”，这样有着“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的精神产品满足了人们较高的欣赏需求。
不仅如此，除了《舌尖》，2014年还有《大黄山》《你所不知道的中国》《客从何处来》《互联网时代》等一批视角独特、品质优良的纪录片如雨后春笋般走进公众视野。
根据近期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纪录片总收入约30亿元，增长为33.3%。同时，北京纪实频道、上海纪实频道上星播出，与央视纪录频道构成3家卫视纪录片传播平台，“卫星年”“产业化提速”“国际表达”等一些极具行业突破性意味的关键词被广泛关注。
在中国纪录片市场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解读纪录片“风雷震荡”的发展历程？近日，记者专访了连续7年主持撰写中国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
不是装饰生活的甜点，而是滋润生命的盐
记者：中国纪录片蓝皮书的撰写是从2009年开始的，选择这个时间点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张同道：我对纪录片的关注已经有20年了，但到2009年突然有了一种做不下去的感觉，纪录片走到了一个低潮。回望中国电视30年的发展，纪录片实际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电视的人文深度和美学形态主要来自纪录片。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纪录片《话说长江》《望长城》为中国电视打下了深厚的人文底色。然而，到2000年以后，电视的评价标准变了，由原来靠专家打分变为收视率说了算。于是电视节目的娱乐性越来越强，广告也更多，这一现象到2008年达到了顶峰。这时的纪录片渐渐被压缩甚至没有了时段、播出平台。但是，纪录片不是装饰生活的甜点，而是滋润生命的盐，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记者：中国纪录片总收入从2009年的5亿元到2014年约30亿元，这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发生了什么？
张同道：从2009年到现在，纪录片的发展可谓“风雷震荡”：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支持纪录片发展的意见；2011年央视纪录片频道成立；2012年《舌尖》就推出了；2014年两个纪实频道上星……专业领域被压抑了十年的激情被激发出来。假如《舌尖》换算成电影票房，应该是10亿元左右。一个作品被社会这样广泛关注，甚至中央发文件都写有“反对舌尖上的浪费”，这种改变是巨大的。不只是《舌尖》，近年来一大批优秀作品如《五大道》《瓷路》《敦煌》等相继出现，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用国际手法来讲述中国故事
记者：中国纪录片在国际框架下的地理坐标是一个怎样的位置？
张同道：如果把国际纪录片比喻成一张铁路网，那么这个网便是由美国人、英国人建的，规则是他们制定的，后来又来了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而在这张网上又跑着很多专列，如美国探索集团、英国BBC、日本NHK，这些是品牌。中国纪录片在2012年之前相当于在一个四等小站，挎着篮子，卖点土特产，并没有形成规模和品牌。2013年以后，中国纪录片的品牌就打出去了，《舌尖》《故宫100》《颐和园》《超级工程》等，在国际参展，其水平也是国际化的。2013年英国BBC的6个国际项目中，4个是和中国合作的。从此，在世界纪录片领域，大家都知道了中国记录片的存在。
记者：2014年推出的多部纪录片如《瓷路》《互联网时代》等都加强了国际合作，中国纪录片似乎越来越国际化了。
张同道：国际化是2014年中国纪录片的突出向度。《互联网时代》远赴美、英、法等14国追踪互联网的起源与发展；《瓷路》到英、德、日、法等9国挖掘陶瓷的传奇故事；《1937南京记忆》采访美、日、德、韩等国120多位专家、学者、亲历者及其后人，共同讲述南京大屠杀。用国际手法来讲述中国故事，这在过去很少见。应当说国际视野支撑国际高度，国际叙事决定美学形态。
记者：中国纪录片已经向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背后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张同道：因为投资到了。行业人越来越认识到拍出精品是需要花大价钱的。过去的状态是低端制作与无效传播的恶性循环，片子太烂没人看。在这个行业有品牌才有价值、有影响力才有价值。国际顶级品牌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做任何一个品牌，一定要做到极致。而一个好的纪录片旺盛的生命周期最少是8年。
所谓国际化，就是以国际的标准来制作。纪录片是一个工业，它是有国际标准的。比如说声音，如果是两声道，放到影院里都是杂音。到目前为止，能做出5.1声音的作品还很少。我们每年有18000小时的制作，但优质作品还太少，不到百分之一。而美国探索集团一年制作1000个小时，美国国家地理是600个小时，但每一部都是精品。
产业化路径虽不清晰，但探索已经开启
记者：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上，您首次提出了纪录片产业化的问题，是纪录片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吗？
张同道：任何一个行业的基础是产业，没有产业支撑是不成立的，而3年前纪录片产业还未形成。目前达到30亿元，也不是大产业，我觉得5年内应该能达到100亿元。但是，文化产业又不能那么简单地衡量，就文化影响力而言永远大于其本身的市值。因为文化的力量是靠对人心灵的影响，纪录片就是公共的精神食粮。今后纪录片的大众性会越来越强，因为任何人的生命只会向前发展，而记录对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记者：目前纪录片产业化道路才刚刚开始，在探索新盈利模式的过程中会有哪些考虑以及困扰？
张同道：长期以来，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也是纪录片的产业支柱。然而，广告的增长是有“天花板”的，虽然日本NHK、英国BBC拒绝任何赞助以保持公益属性，但他们主要靠版权获利，并最终回馈节目制作。而中国纪录片天然缺少收视费这一项，一直是免费的。2014年，中国纪录片也开始尝试新的盈利模式。比如《舌尖》等开始尝试把“注意力经济”转向商务合作。《五大道》、《大黄山》自播出后也拉动了地方旅游。但无论哪条道路，产业化的前提是成功的纪录片作品，人文情怀、美学力度与大众发生共鸣，形成文化影响力。
记者：去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已近300亿元，而纪录电影却不到2000万元，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窘境？
张同道：实际上2002年纪录电影在院线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但很遗憾在中国没有成功。2014年韩国纪录电影《亲爱的，别过河》以不到100万元的投资获得了超过2亿元的票房。究其原因，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比如韩国对有委员会认定的电影可以在院线免费放8周。此外，中国的观众还是相对浮躁一些，对于像纪录片大师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海洋》等那些只有放在电影院才能充分感受其独特美感与震撼力的作品，还需要有一段接受和认知的过程。不过，在中国目前还没有那样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足以撬动观众的观赏愿望。所以，相信当真正出现好片子的时候，中国观众还是会去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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