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叔娘讲起“普通话”
■ 叶国胜
元旦过后，接到叔娘从老家打来的电话，问我家在重庆大学读书的孩子放假回来没，让我全家在过小年之日一起回老家吃杀猪饭。叔娘的电话让我既高兴又惊讶，高兴的是，老人家还一直记得我和孩子都钟情于吃杀猪饭；惊讶的是，九十高龄的老人，“徽州普通话”也讲得像那么回事了。
我的老家产庆村，是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最偏僻的一个小山村，全村六七十户人家、二百来人常年住在半山腰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民们讲着“亘古不变”的土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休的生活，虽不太富裕倒也自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村里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姑娘们二十刚出头就外嫁他乡，小伙子三十好几也难找对象。家乡的生活很无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90年代初，几个胆大的小伙子跟着山外亲朋外出打工。春去冬回，年复一年。他们的头发变彩了，衣服变花了，腰包变鼓了，说话的口气变酷了。于是，更多的年轻人飞出山村，有的找到称心的外地媳妇，有的找到如意的外地郎君，到了腊月，纷纷带着心上人回家过年。做长辈的高兴之余又有了一些忧愁：他们讲了大半辈子的土话成了与媳妇、女婿交流的拦路虎。怎么办呢？为了能和小辈们有更多交流，做长辈的开始硬着头皮悄悄学说普通话，于是“亘古不变”的徽州土语开始慢慢演变成“徽州普通话”。
2003年春节前后，因父亲病重，我回到老家。在那些天里，贴春联、看杀猪、吃冻米糖，我沉浸在儿时过年的记忆中。但就在到邻家串门、吃百家饭、听村里村外新闻时，我发现了新鲜事：村里有娶来的江浙妹、云贵媳，也有嫁到上海、南京的大姑娘，大伙儿都时髦说“标准话”。父老乡亲也在难改的乡音中夹杂着不少 “徽州普通话”。只有我的叔娘、我母亲等几个“老古董”仍然坚持说“土话”。他们不会讲甚至听不懂普通话，当然也不屑于学说普通话了。
但谁能想到，“老古董”叔娘也开始说普通话了。腊月二十四，我们如约回到老家，一见到叔娘就用普通话问：“老人家怎么也讲起普通话了？ ”“逼上梁山啊！他们都在讲普通话，我不学几句行吗？ ”还瘪着嘴用“徽州普通话”悄悄地告诉我，“这都是看电视偷学的。 ”
我有9个堂叔21个堂兄妹，其中有18人常年在外打工，10个堂兄妹的另一半都是外地人。五叔的大儿子娶来江西永丰的姑娘，女儿嫁了南京高淳的郎君，小儿媳是淮北农家的娇女。听村里人说，从未上过学的五叔很有心眼，从来都不爱看电视的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过晚饭就和几个老人家一起坐在大彩电前看电视。有人发现后问他“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他只是淡淡地说：“看看天气预报，看看明朝什么天气。 ”谁知道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听普通话、学说普通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他们的“徽州普通话”也“基本达标”。几个长辈都说，这标准不行，还要升级，不然就不能带好常年放在他们身边的“心肝宝贝”了。
那天中午吃饭，叔娘热情地用“徽州普通话”招呼那十几对外出打工回来的、讲着正宗普通话的孙媳妇和孙女婿，一边叫他们喝米酒、吃土菜，一边和他们说说“徽州趣事”，孙辈们也和大家聊聊各自家乡的新闻，这真是一档地地道道的“天南海北”节目啊！聊着聊着，有五个堂弟决定当天下午就组团到岩寺城区买房，不仅为了能在家门口务工，更为了以后方便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叔娘的神态和话语、堂兄弟们的机智与豪迈，让在座的人们不时放声大笑。
不变的山村，渐变的风景；不变的乡情，渐变的人文。在我心中，山乡悄然兴起的“徽州普通话”正是一道靓丽的家乡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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