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墙缝里发现历史 ——徽学专家刘伯山的收藏故事 张亚琴
2010年1月28日下午，韩国国学振兴院的全体研究员，正在凝心聚神听讲座。“我们只有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而没有占有的权利。‘学术乃天下共器\’，而不应该个人自私垄断。为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贡献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的品质，也是中国传统‘士\’的精神体现！”主讲台上，一位气宇轩昂的学者掷地有声，听罢翻译之后，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赞叹声。这位主讲人就是从中国远道而去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黄山文化书院院长刘伯山，应韩国国学振兴院院长的邀请，发表了题为《我与徽州文书的抢救》的演讲。
说起与徽州文书的故事，刘伯山的思绪便会飘回到1981年的冬天。
墙缝里的旧纸包
那年的冬天，刘伯山还在大学念书。在黄山市屯溪郊区的乡下，他在一座徽派建筑老屋的墙缝里，无意中发现其中有一个发黄的旧纸包。取出来一看，里面竟然包着许多土地买卖的契约，有的上面还盖着红印，居然有二三十份之多。再仔细看，日期从清朝中期直至民国末年的都有。
当时，专业是哲学的刘伯山，并没有意识到这包旧纸的价值，出于好奇，他把它收藏了起来。刘伯山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的一生，会和这些古代的文书再也无法隔离。
1983年，刘伯山大学毕业分回了徽州工作，这给他接触到徽州文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为搜集倾己所能
上任《徽州社会科学》杂志主编，让刘伯山与徽学的关系更为密切。1988年，他搜集到了第一本徽州谱牒。从那以后，徽州文书的收集成为他最重要的工作。
1990年，刘伯山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周绍泉先生，托他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徽州民间代为收购古代文书。至1993年10月，刘伯山已获得徽州文书1580余份。考虑到徽州文书的研究应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不在此，何况那时，徽学研究在徽州本土也还没有形成气候，于是，他就应所托，转让了1560余份徽州文书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
随后的一年多，刘伯山对徽州文书的收集停顿了。但他的心情一刻也没有轻松过：徽州文书的流失速度很快！一种是自然地消蚀，另外一种就是被日本、美国、法国、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个人收买而带走。面对这些，刘伯山决定倾个人之所能，对此进行抢救性地挖掘，在他的心中，徽州文化在中国，徽州文书也应留在中国，这是历史的责任，是完成过去向未来交接的一种责任！
为此，刘伯山花尽积蓄，甚至举债收集。有时为查证一个线索，一天来回奔走六七十里山路。至1998年底，所获文书的数量已初具规模，遂起名“伯山书屋”收藏。2000年8月，他所藏徽州文书已超过万件（部）。可在这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成立，刘伯山被调去工作。
私人珍藏无私捐献
2001年，刘伯山将自己历经12年心血收集珍藏的1.1万余份(部)徽州文书，悉数捐献给安徽大学，学校在徽学研究中心设立了特藏室——同样命名为“伯山书屋”。
谈起捐献的初衷，刘伯山说，那份在安徽大学举办“刘伯山万份徽州文书捐献仪式”上宣读的“捐献书”就是他的心愿。
安徽大学：
徽州文书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之一。笔者从1988年开始，在民间收集、抢救徽州文书，经初步清点，已经获得11052份（部），其中，明代契约文书154份，清代契约文书6407份，民国间契约文书2627份，年代不详文书1533份，谱牒与抄刻本291部。这批徽州文书原件，全系笔者个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在民间收集、购买所得，属个人所有，无权属之争。
学术乃天下共器。徽州文书是历史遗产，也应当归属于社会。在此，笔者郑重宣布：自即日起，笔者将上述个人搜集所得的11052份（部）徽州文书悉数捐献给安徽大学，归安徽大学所有。恐口无凭，立此捐献书。希望这批文书在安徽大学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研究和利用；也希望笔者的这一举动，有益于推动全社会重视徽州文书的抢救与保护，不要让徽州文书流失，不要让徽学重蹈敦煌学那样“敦煌在中国，敦煌文书在海外”的覆辙。
特此！
捐献人：刘伯山（签字）
2001年5月19日
据介绍，徽学研究中心的“伯山书屋”所藏的徽州文书有家乘谱牒和各种稿本、抄本及刻本书近300部500多册，最早的文书是明代早期的，清代文书最多，最晚的一份是公元1984年的，而且种类繁多。
目前，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共整理出版三辑三十卷，在他看来，在当下及今后，尤其紧迫的是拜访请教健在的徽州老人，抢救徽州口碑资料，对此，他将不遗余力，倾己所能。本版图片由刘伯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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