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实业的 寿州孙氏家族

合肥晚报 2020-06-16 00:44 大字

○孙多鑫

○中孚银行大楼

○阜丰机制面粉厂

○北京中孚银行存折

寿州孙家鼐一辈的飞黄腾达为其子孙开辟了优越的道路。下一代中属孙传樾(孙家鼐二哥孙家铎之子)这一支最为繁荣。而这一支后辈中的孙多鑫、孙多森等兄弟走上了搞实业办洋务的道路,他们以实业为基石,继而涉足金融界,实现了从官宦家族向实业家族的转变。

第一家机制面粉厂

出生于1827年的孙家鼐是今天的安徽省寿县人,清咸丰九年(1859年),他考中状元,后担任过工、户、吏各部尚书,是同治、光绪皇帝的老师;戊戌变法期间,更是一手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为首任管学大臣。他的几位同辈也十分了得,兄弟中有三个进士和一个举人、一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可谓满门煊赫、族大枝繁。按说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后代中应出大学问家才是,然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孙家子弟大都走向了实业。

在众多的孙氏实业家中,又以孙多鑫、孙多森兄弟俩比较突出,留下了诸多创办实业的故事。而据史料记载,孙多鑫、孙多森创办实业,还与他们的母亲李太夫人有关系。这位李太夫人是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女儿。受李鸿章办洋务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放,她不主张子孙后代走科举的老路,而要他们学洋文,办洋务。她曾教育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孙多鑫、孙多森两兄弟按照其母的指引,在其父孙传樾去世之后,发奋创业,他们先去向其姑父汉口道台何维健处租用盐票,从事食盐运输生意。由于这项差事既麻烦又担风险,在赚得了第一桶金后,他们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一下子就看准了机制面粉市场的利润空间和广阔前景。

孙氏兄弟俩首先调查了当时海关进出口货物的情况,发现外国机制面粉的进口数量日渐增多,每年要赚去国人70万到150万两的关银。虽然洋面粉的售价是土面粉的 4 倍,但因其色泽洁白、粉质细腻,仍然很受国人的欢迎。而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工商,还对面粉业给予免税的优惠。

说干就干。孙氏兄弟俩把厂址定在了上海的苏州河边,这里水陆交通便利,且地价便宜。于是在1900年,孙氏兄弟俩集资20万两银子,购地80亩,创办了当时全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阜丰机制面粉厂。

为了稳妥起见,据史料记载,在创办阜丰面粉厂之前,孙氏兄弟俩还考察了英国人的增裕面粉厂。这家外资厂是1897年刚刚落成,正在试机出粉。兄弟俩努力说动英国人,答应他们拿 300 担国产小麦试验。于是,孙氏兄弟俩派人在该厂呆了两天一夜,详细掌握了制粉的全过程,计算了成本和赢利,为孙氏兄弟俩创办面粉厂提供了依据。

用心经营成“面粉大王”

阜丰面粉厂正式开张后,孙氏兄弟俩加大了投入,他们花5万两银子从美国买回机器,有钢磨16部,每天可出粉2500包,是英商增裕面粉厂的3倍。除了外国设备和技术,精明的孙氏兄弟俩还敢于大胆吸纳国外人才参与管理,使阜丰厂的管理水平迅速提升。

当时面粉上市需要一个商标,孙氏兄弟俩想来想去,竟然想了一个商标叫“自行车牌”,因为在当时的上海,自行车是个时髦的玩意,代表着速度,孙氏兄弟俩认为,把自己的面粉事业比作自行车,是个蓬勃向上的好兆头。

而且,为了让自己的面粉迅速占领市场,孙家兄弟一上来就打了个价格战。当时外国人的面粉厂用的全是进口的洋麦,阜丰厂则用洋麦和国麦混合,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价格便宜很多。他们把面粉拆成几斤装的小包,一家家饮食店、点心店去推销,很快就成功地打开了局面。

据史料记载,至抗战爆发前,阜丰面粉厂的日产能力已经上升至26000包,约占当时整个上海日产面粉产量的20%,是全国最大的面粉厂。这之后,孙氏兄弟俩又在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创办分厂,他们也成了国内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除了和弟弟孙多森创办面粉厂外,自1904年起,孙多鑫还和同是安徽老乡的实业家周学熙一起共同策划、创办了许多北洋实业,包括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物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等。但让人惋惜的是,正当北洋实业开展得如火如荼时,1906年,正值中年的孙多鑫病故。

中孚银行的兴衰沉浮

孙多鑫去世后,袁世凯又将孙多森调来继续协助周学熙办实业。1912年12月孙多森被委以首任中国银行总裁(在这之前由吴鼎昌任监督,主持行务),却因北洋政府中派系倾轧,周学熙出走,粤派得势,于是半年后孙多森也辞去总裁职务,专注打理自己家族的产业。

1915年,经农商部批准,孙多森成立了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孙多森在办实业的实践中,早已感到掌握金融的重要性,所以在通惠成立后不久,决心创办中孚银行,作为掌握资金周转调度的专门机构,集中力量发展面粉工业。因此人们常说,通惠公司是中孚银行的母公司。

据史料记载,中孚银行成立于1916年,总行设于天津,初在北马路,后以3万元买进法租界楼房一所(今天的天津中国银行旧址)作为行址。除由通惠公司拨款60万元作为官股外,商股主要是由孙多森招来。初定资本100万元,后又增至200万元。

中孚银行创办后,孙家各地面粉工厂的资金调度均与中孚银行有密切关系。如:上海阜丰面粉厂由上海中孚银行负责资金往来;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的产品销路主要在北京,资金的运转调度由北京中孚银行负责,后来中孚银行在郑州设立办事处,也与该厂建立往来关系;山东济丰面粉厂的资金周转由天津中孚银行负责;哈尔滨滨丰面粉厂则由上海、天津两地中孚银行负责。

但中孚银行在运行过程中也是历经了波折。在中孚银行成立不久,孙多森就因与协理聂其炜发生矛盾,使得聂离职。三年后的1919年8月,孙多森又因糖尿病病故。这样中孚银行无奈形成了总、协理同时缺席的局面。于是周学熙召集津皖籍有关人士商议,由启新洋灰公司代理董事长龚心湛(时为中孚董事)出面,推派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李士鉴率领若干人员到中孚银行,想趁机接管。

当时孙多森长子孙震方在津浦路局任出纳科职员,听到这个消息,即与胞叔孙多钰商议,拍急电去上海,催请聂其炜来津主持行务。聂接电即赶回天津,等到李士鉴率接管人员前来,发现聂其炜已到银行主事,大为惊讶,只得返回向龚心湛复命。

这一风波之后,孙氏家族将商股中的绝大部分散股陆续赎买回来,而官股已无代表,因此后来中孚银行的股权几乎全部落入孙氏家族手中。而孙多森这一去世,包括中孚银行在内的孙家产业大多落在了孙多钰的肩上。孙多钰原系铁路工程出身,搞金融、实业原非所长,但由于必须继承整个孙家的事业,不得不继任中孚银行总经理兼通惠公司总裁。后来中孚银行改名为中孚商业银行,孙又自任董事长。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孚银行陆续发生了几起投资失败和盗窃舞弊等事件,再加上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上世纪40年代末期时,孙家的银行事业已为强弩之末,不过勉强维持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底,中孚银行加入了公私合营银行,结束了三十多年的经营之路。

□杨荃程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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