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溯源 赵 阳
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们曾学过一篇“小明爸爸”教“小明”农事与节气的课文，上面有首歌谣，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立春天气暖，雨水粪送完；惊蛰多栽树，春分犁不闲；清明点瓜豆，谷雨要种棉；立夏栽山芋，小满不种田；芒种收新麦，夏至管好田；小暑不算热，大暑是伏天；立秋种白菜，处暑摘新棉；白露可打枣，秋分人不闲；寒露收割罢，霜降把地翻；立冬菜起完，小雪快积肥；大雪天气冷，冬至换长天；小寒修水利，大寒过新年。”老师说，就像“四大发明”一样，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长大后，逐渐懂得所说的二十四节气，就是把一年中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和引起地面的演变次序分为二十四段，每段相隔约半个月，分在一年四季十二月里。月首的叫“节气”，月中的叫“中气”，统称“节气”。
还是在刚到文化单位的2012年，金秋时节，县气象局李局长找到我说，气象专家、文化学者张中平先生通过多年研究，完成了《〈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读》书稿，提出了“寿县是二十四节气发祥地”的论断，想找寿县文化学者进行交流研讨。求索书稿拜读后，我对二十四节气的渊源有了大致的了解。
我国先秦时已倡导以农为本。秦汉以降，重农思想得到进一步加强，农为国本论、重农贵粟论、农为衣食之源论等成为经世致用的主流观念。《淮南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将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放在治国的首要位置，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了如何用天文气象知识来为农业生产服务，其中突出的贡献就是治历明时，订立了今天仍在使用的二十四节气。
我国古代农业受气候影响大，表现出很强的季节性。因此，先民们很早就有了“农时”意识，认为从事农业生产首先要知天顺时，做到“以事适时”(《昌氏春秋·恃君览第八》)，否则将“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管子·禁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建立起以指时技术为核心的农时系统。最初是以物候指时，后又发明了天象指时。在此基础上，再逐渐形成回归年与朔望月相结合的阴阳合历指时。为了更加具体地指导农业生产，先民又尝试把一个太阳年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时段。这种探索的结果，最终促成二十四节气的产生。
考古学家认为，天象指时用来指导农业生产，起源于上古。我国大约在一万多年前就出现了农业，这种早熟的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的先人必然由“观象授时”来制定历法。而我国的历法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纪日、纪月、纪年，每一天、每一月都有具体的农事。这种历法，也是“农时”的代名词。夏代时用“立杆测影法”来计量年月日，昼夜变化成日，寒暑变化成年，冬至后两月为孟春，作为一年之始，干支纪日一轮正好两个月。《尚书·尧典》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这里的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用四组恒星黄昏时在正南方天空的出现情况来规定季节，这些知识在商代末期已经形成，是古人关于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最早思想。到西周时，不仅对年、月、日已有明确区分，还用十二地支来计时，把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春秋时期，人们发现木星约十二年绕天空一周，便以木星每年所在的位置纪年，称岁星纪年。后来又用太岁纪年，即假想一个与木星运行速度相等、方向相反的行星“太岁”，以它每年所在的位置纪年。春秋后期出现了四分历，回归年的长度为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并用十九年七闰为闰年周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历法。至此，二十四节气的诞生已水到渠成。
汉朝建立后，天下安定，经济恢复，文化繁荣，学术发展，歌舞升平。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科研条件之下，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科学、完整地记载并流传至今。
《淮南子》中关于二十四节气的阐述，从冬至日开始，将一回归年等分为二十四段，以反映太阳在黄道上视运动的二十四个特定位置，用来反映不同阶段的气候变化。这种特殊的历法，不仅表明古人天文气象知识的进一步丰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古人心目中的优先位置。因为二十四节气最根本的用处和意义，就是指导农业生产。比之以前的指时系统，《准南子》对二十四节气的论述有了多方面的进步，其所记载的节气名称和顺序，与后世完全相同，并历两千多年没有改变，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同时，其以阴阳二气的消长为理论依据，把冬至、夏至分别看作是阴阳二气盛衰转换的枢纽，是对二十四节气气候学意义上的掲示；而其将农事和天文、气候等联系在一起，则是将节气这一指时工具，整合成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农时系统。
关于“寿县是二十四节气发祥地”的论断，在随后召开的《〈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说软课题研讨》专题讨论会上，张中平先生与寿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专家、学者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淮南子》极力描绘宇宙万物的形态，写下了许多对宇宙、事物的认识，其有关“二十八宿”、“干支纪年”、“二十四节气”和“阳燧取火”的记载，保存了很多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知识，对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学者领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独有的，虽然它综合了天文学和气象学以及农作物生长特点等多方面知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年中的自然特征，但只有在中国才被广泛承认和应用。在中国辽阔疆域中，农作物生长真正与二十四节气结合得比较密切的只有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江淮地区结合得更加紧密。许多关于农作物和节气之间的农谚，基本上都流行于江淮地区。因此可以断定，总结出二十四节气的祖先肯定是生活在江淮地区的古代先民，这从《淮南子》一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结合《淮南子》写作时代背景加以分析，《准南子》中的二十四节气，应有更为广泛的来源。古人认为天象神圣，敬授人时、制定历法是统治者的权利，特别是直接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因为我国古代没有公元纪年（公历），二十四节气的具体时间需要推算，既要考虑大小月，还要考虑闰年闰月，而节气对应的阴历时间每年都有不同。由于推算过程复杂，历朝都设有历官，专管推算节气，推算结果用来编制“历书”，作为政令予以颁布，天下百姓只需照此实行。而在大一统的汉武帝统治时期，作为国家法令之一的历法，所涉内容首先应该符合国家政治中心所能代表的区域。刘安编纂《准南子》，是为了进献登基不久的汉武帝用来治国安邦，其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候应，首先要能代表西安或汉中平原地区的候应。而另一方面，若将来作为国家历法，颁行天下指导农业生产，则需要更广泛的代表性，不太可能只取寿春一隅，这也不符合他在《要略》中“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的写作要求。因此，二十四节气中的候应，最大的可能是取自黄河中下游地区。那么，黄河中下游地区包不包括寿春？《〈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读》也作了科学解答。
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在淮河与秦岭一线，寿县和西安差不多都处于这条线的附近。1979年国家气象局绘制的中国气候区划，寿县和西安同处Ⅲ区南部（南温带）。《中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绘制的耕作图，寿春和西安同属于Ⅵ区(黄淮海平原丘陵水浇地二熟旱地二熟一熟区)。竺可桢、宛敏渭在其《物候学》中绘制的中国东部剌槐年平均始花期，寿春和西安也同处在4月20日至30日期间，即处于谷雨、立夏之间。从不同时期的气候、物候、农事看，現在的寿县和西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如果2000多年来，地球大气环流和东亚季风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可以推论，西汉初期的寿春和长安在二十四节气的候应上同样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据此推论，二十四节气产生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并符合古寿春的地理环境特征。
无论从记载资料看，还是从自然气候讲，或从历史事件、地域文化分析，寿县是二十四节气的发祥地，都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不仅只属于寿县，也不仅只属于准南市，而应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属于全人类。虽然说，“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不念，我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但加强寿县历史文化和节气文化的研究、传承、发展和宣传，把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应是每个寿县文化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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