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十乘”拉走一个国 孙友虎
（一）
商周战乱，留下一大片又一大片野草。周武王灭商纣，把其中的一片野草丛生之地，命名为“蔡”，封给了三弟叔度（史称蔡叔度、蔡叔）。从此，蔡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仿如一名“三流演员”，仅仅登场几年，同样缘自一个“乱”字，却让“车十乘”缓缓拉走一个国。承受这个沉重代价的人曾是周王朝蔡国的第一位国君，此时正坐在马车上，表情木然，仿佛惊呆于同伴冲天的血光。
司马迁说：“管蔡之乱，不足载也”。好在蔡叔魂归之地在“上蔡”，我居“下蔡”（凤台），一“蔡”之情，总能勾起几番思考。
（二）
车辙深深，述说着手足相残的千古之变。
马车上的蔡叔是“周文王子而武王弟”。想当年武王灭殷商，论功行赏，“封叔度于蔡”，蔡叔与兄管叔“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虽不及姜太公、周公列“公”位，倒也有了“一亩三”。偏偏武王早逝，成王诵年幼继位，周公急情之下主动摄政，与“谋权”难以界定。在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奴隶社会，其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与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今天没法相比。我辈倡导改革、破除按资排位尚遇层层阻力，何况三千多年前的周王朝？周公摄政当国，引发包括召公、管叔、蔡叔、康叔等在内的不满，“群弟流言于国”，责怪声四起。然而，太史们的笔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本该真实的历史有时也需要“打假”。
《鲁周公世家》对周公摄政的解释是：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劈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
伴随马车扬起的尘土，历史迟早会尘埃落定并撩起面纱。周公摄政的着力点是“成王少”，不具备处理朝政的能力。这在历代的注经家那里大都已成定论。至于年幼的程度，众说不一。《史记》和《淮南子》认为“在襁褓之中”或“未离襁褓”；《礼记》谓“年十岁”；《琴操》谓“年七岁”；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语谓“成王八岁”。果真如此吗？一些学者把文王至武王的周初历史连贯起来考察，提出新的论断：武王崩时，成王不可能年幼。
成王年幼与否是界定周公辅政与谋天子位的“分水岭”。这涉及到周公的历史定位及管蔡之举的动因。《尚书·无逸》载，“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周本纪》亦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从司马迁对文王的描述看，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看中了文王的才能和王瑞之气，才把王位传给文王的父亲季历，以便季历传给文王姬昌。季历即位之前，文王业已成年。季历“修古公遗道”时间不会太短，待到文王即位时，年岁定当不小。《尚书》的记载是可信的，而《礼记·文王世子》上说：“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崩。”按先秦婚制，“男三十娶，女二十嫁”的年龄下限，武王有五子，待九十三岁而崩，怎么可能长子成王诵仍在襁褓之中？
《礼记·本命》和《白虎通》皆说：男六十四而“天癸绝”，女四十九而“天癸绝”。“天癸绝”即闭精，再无生育能力。故《礼记·内则》说：“夫妇之礼，惟及七十，同藏无间。”照此推算，武王即便七十岁得最后一个儿子（老五），按两年出生一个计算，武王育五子需十年，至崩时，成王至少三十过头，理应具有明断是非的能力。有学者已根据《康诰》中“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几句推断文中的“王”不是成王，而是周公。因为孟侯康叔为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称之为“朕其弟”者，必是周公无疑。
周公践天子之位，有史证之。其一，《尚书》所记周公语“我之弗辟，我无以告先王”，“辟”当作“君”解。全句的大意是：我如果不践天子之位，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其二，《礼记·明堂录》载，“昔周公朝诸侯于名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有注云：“天子，周公也。”其三，“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左传》昭公七年）而周公在当政期间实行过大规模的分封。其四，“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司马迁说“鲁有天下之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是讲不通的，勋劳不在周公之下的召公和姜太公就没有此待遇，且“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何以鲁地能享“天子之乐”？七百年后的荀子虽然对周公备加推崇，但在《儒效》篇中却道出了周公篡位的真实消息：“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偃然如固有之。”意思是说，周公是屏退成王之后才登上天子之位的，并且心安理得，似乎这天子之位本来就是他的一样。
周公“恐天下畔周”，而自己“畔周”，遂遭致管、蔡的不满。至于周公如何还政于成王，成王如何容忍下周公之举，史书上没有说明。从《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略可见一端倪：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卯卯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王府。成王病有廖。乃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周公回来了。蔡叔伴着“十乘车”早已流放他乡。
周公是大英雄，儒家所信奉的大圣人。其牌位曾位居孔子之上数百载，所历的“一念之差”当掩盖一二，历史的定性和添枝加叶自有太史们的妙笔为之。
（三）
历史由模糊到清晰，取决于人类的记忆手段。十口为“古”的说法，说明靠口耳相传保存历史的艰难及远古历史的模糊性。对蔡叔度是否作乱也有待考证。
周初武王为安抚殷商遗民，曾设立“三监”，以纣子武庚禄父居邶，以管叔、蔡叔分别居于鄘、卫（《汉书·地理志》）。诚然，对“三监”亦有不同的说法。《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于殷，以监殷臣。”对此，清代学者王引之据晋孔晁注本“没蔡叔”，认为俗本上有蔡叔，是后人所加，称或以武庚、管叔、霍叔位三监，或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由来已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三监》；转见于《千古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假若王引之的观点成立，蔡叔或许不在“三监”之列，对“蔡叔之乱”乃至蔡国的历史说不定要略作修改。
让纣子武庚禄父领有封地，以存商祀，这不是武王的仁德宽大。这一区域是民族意识特别深刻的“殷顽民”的植根地，加之离周人的“本部”丰岐一带很远，显然是周人所不易统治的。故武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这却种下后来一场大变的“祸根”。
面对“管、蔡之乱”，周公决定东征。临行前，他以成王的口气发布《大诰》之谕，以王命令诸侯，大军浩浩荡荡平叛乱。百姓逃，士卒拼，刃上留下一点点殷红。
苦战两年（有说三年），有个士兵对能活着回来感慨不已，特赋《破斧》一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管、蔡之乱”不仅逼出了这首传世之歌，而且牵动周公第二次伐商。克殷之初，东方沿海保存着殷商及东夷等势力。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向东发展的初步成功。商朝旧诸侯的土地并没有因此为周人所有，而且许多旧诸侯并不承认武王为新的宗主。周公借平武庚及“管蔡之乱”之机，一举消灭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使周人的势力达到他们的“远东”。杀武庚、管叔，“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史记·管蔡世家》）；“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尚书·管仲之命》）。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论，周公的东征比武王的克殷毫不逊色。
（四）
周公之功是毋庸质疑的。
责怪与质问只不过是历史制作上的杂音。
伴随东征的告捷，挥刀者毕竟要宣判一种结果。事实上，周公对蔡叔的处置留有分寸。在管、蔡、霍三兄弟中，独蔡叔发落最轻，且给车乘及奴隶，何也？
《孟子》说：“周公使管叔鉴殷，管叔以殷畔。”只言管，没提蔡。宋朝大儒朱熹在《四书集汪》中予以解释：“管叔，名鲜，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胜商杀纣，立纣子武庚，而使管叔与弟蔡叔、霍叔监其国。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管叔与武庚畔，周公讨而诛之。”想必蔡叔在“作乱”上只承担连带责任抑或制止不力而获罪。《左传》昭公元年上记载的太叔游吉之语道出玄机：“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晋朝嵇康在《管蔡论》中明确提出：管、蔡是忠臣，怀疑周公而举事，是不通权变之故。
品味“权变”，往往留下一片片血渍。
对蔡叔，周公只是挥了挥手，说了一句：“迁之”。
迁到哪？《尚书·管仲之命》给了个说法：“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
郭邻之地，据说位于河南上蔡城西的蟾虎寺一带，至今承载着蔡国第一位国君的最后一声叹息。回望蔡都，一片空茫，泪水与悔悟是任何车辆都无法承载的。
“迁而死”的蔡叔，莫非真有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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