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的苏皖边区教育
○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审定的小学课本《国语》第七册
被誉为“全中国民主建设楷模”的苏皖边区政府成立于1945年11月，由江苏省的江北地区、安徽省江北的东部地区和河南省东部的一角组成。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前后，就着力对教育进行了建设和发展，从而使苏皖边区的教育为抗日战争、革命战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首提发展妇女教育
1945年秋，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谋求和平，中国共产党将长江以北在抗日战争前已连成一片的苏北、苏中、淮北、淮南4个根据地，建立统一领导的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以加强对苏皖解放区建设的领导。
当时，苏皖边区的教育正处于中国革命历史大转折的关头。1946年3月18日至4月27日，相关部门举行了为期40天的华中宣教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首次提出了苏皖边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内容。
在这些政策中，有一些政策很引人注目。例如，为适应今后建设新中国之需要，中学以上教育即中等教育向干部学校、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发展；小学以上教育即儿童教育向新国民教育发展。但在过渡时期内，允许新的干部教育与旧制中等以上学校、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与旧制小学同时并存。
改造私塾，使之逐渐成为名实相符的民办初级小学，也是当时的特点之一。1946年召开的华中宣教大会，曾专门安排一个私塾组，确定了对不同类型私塾的改造方针：一是对有政治背景，阴谋破坏根据地和平民主生活的私塾，采取坚决取缔的方针；二是对一味为封建社会服务，宣传封建文化的顽固私塾，打击其封建落后的一面，使之转变；三是改造那些教育内容有迎合群众需要的教材的私塾，使之逐渐转变为改良私塾；四是对改良私塾采取帮助提高的方针，使之转变为民办小学。
“当然还有发展妇女教育，提高妇女文化政治水平；扶植出版事业，开办印刷所、书店，大量出版教科书及一般读物。这两点现在来看，当时应是开了风气之先。”曾在苏皖边区政府任教的已故省人大办公厅主任邓泽民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
十年发展的苏皖边区教育
其实，在抗战胜利前的1941年8月23日正式组建到1945年8月15日，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和行署在领导全区200多万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进行政权、军队和财经建设的同时，就大力开展国民教育工作，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据资料统计，到1944年12月，淮北苏皖边区共有中学7所33个班，小学806所；中学教员86人，小学教员1436人；中学在校生1863人，小学在校生42622人，私塾在校生6582人，共计5万多人。边区有抗大四分校、行政学院、淮北中学，被称之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三大学府”，如果再加上江淮大学，那就是“四大学府”了；各县有中学，区有完小和中心小学，乡和保有初小、保小。共输送2万多名毕业生到党政军文教卫各条战线上参加革命工作。这些毕业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战争频发、物资匮乏、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在短时期内取得这样大的成效，实在来之不易，难能可贵。” 邓泽民老人回忆文章中写道。
边区政府成立后，江苏淮阴成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为了加强教育工作的领导，苏皖边区政府在1945年冬和1946年上半年，先后将华中军医学校、华中建设大学选定到淮阴；将盐阜师范迁来，改为苏皖教育学院，到1946年4月并入华中建设大学，改称华大师范学院。又新创办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中医务职业学校。边区政府集中一批水平较高、较有经验的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师，编写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编辑出版了面向中小学的《新教师》和面向解放区青年学生的《生活》杂志。
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也就没有人民的教育。还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夕，边区政府就对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学生进行了深入的备战教育。当我军主力部队向山东进行战略转移，苏皖地区有些城镇暂时被蒋军占领时，边区政府及时指出：我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充分讲明我军必胜的道理，号召边区人民坚持斗争，直至最后胜利。在战争形势下，苏皖一分区号召教师“坚持民主立场，坚持人民气节，坚持新民主主义教育内容，坚持教学。”
根据当时的战争情况，边区政府提出：新型的教育不仅仅在教室里，在书本上，在目前战争条件下，尤应在前线士兵里，在运输队里，在担架队里，在伤病员里，在各种后勤工作里。于是各县有很多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或战地文工团，奔赴前线，直接为战争服务。从1946年7月至1947年上半年近一年的时间里，苏皖解放区的教师和学生在战火纷飞、极端艰苦的残酷斗争中，坚持分散、流动和游击教学。
苏皖边区教育适合国情
抗日前后苏皖边区政府的教育，在战争年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经过长期的摸索、试验和总结、积累，也创造了一些适合当时国情的教育经验。
在抗战胜利前的淮北苏皖边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中学、抗大的政治课程设置主要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及相关方针政策。文化课，语文大都选自革命导师和进步作家的论文、著作以及报刊社论，历史、地理、自然大都由老师编写讲义，油印发给学生。师范班增开教学法和儿童心理学课程。小学主要是学习文化，政治教育寓于文化课之中。从而使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互相渗透，相辅相成。
当时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办冬学、夜校、识字班、俱乐部。“当时有不少典型的例子。”据邓泽民老人回忆文章介绍，泗五灵凤县申集完小于1944年前后从全校四、五、六年级学生中确定30多名“小先生”，办了11所识字班，吸收300多名成人和儿童入学。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教学，多数学生认识了几百个字。其中有些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有些当上乡村干部，有些参加了新四军；还有泗南县岔河小学，由40多名“小先生”教育成人、儿童60多人，一个月内教会他们认识200至400个字。《拂晓报》为此发表文章，介绍和推广他们的经验。
边区的国民教育，始终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组织学生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1942年11月淮北中学以县为单位，组织几十个“反扫荡”工作队，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参加33天的“反扫荡”斗争，诸如参加哨岗放哨、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跟随民兵袭扰敌人、为部队传递情报等。边区政府认为，开展学校的各种生产运动，半工半读是解决贫困学生求学经费问题最好的办法。当时淮北中学在学校驻地阳景庄南30里的城头地方开荒200多亩，种上农作物及蔬菜。这种勤工俭学的办法不但可以培养青年学生的劳动观念和生产技能，而且可以使他们在思想上更能接近群众，加强为工农服务的观点。
卓有成效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是使抗日胜利后的苏皖边区的教师队伍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条件。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泰兴中学校长张人俊是个很好的例子。张人俊曾因对动荡的时局认识不足离开了解放区，跑到苏南的国民党统治区。但他看到国民党的昏庸后又后悔不迭。这时边区政府不计前嫌，请熟悉他的人专程去动员他回来，并请他参加了华中宣教大会。在泰兴中学的欢迎会上，张人俊表示了坚持民主立场、革命到底的决心。他的曲折经历对广大教育工作者，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根据苏皖边区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实际需要，苏皖边区政府明确提出教育的目标是：“学生在任何一级学校毕业后，都可以学会一定的实用技能，直接就业。同时又都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以便在实际工作中或进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在教育类型中，边区既有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又有中、小学教育；而干部教育又包括高等教育和各种专业和职业性质的学校。如师范、卫生、财经、邮政、化工、纺织等等。在学习内容上，注重思想政治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
特别要说的是，苏皖边区政府看到了战争胜利后的形势需要，着手部署教育工作向新型正规化方向发展。根据边区政府的要求，边区办学要有一定的要求、计划和制度，要克服分散游击习气，建立新的教学秩序，以保证提高教学质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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