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回家的路——读《另一半中国史》有感
□ 方鸿惟
山东作家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国史》（《文化艺术出版社》），为打开少数民族史走进中华史的大宅院，开辟了一条回家的路。
匈奴、突厥、鞑靼，楼兰、柔然、康居，这些洋溢着野性、诗意的名字，在我国的历史文献及教科书中，鲜有所见。但这些曾经辉煌无比却又遥远得像浩瀚星辰中的颗颗明星，在《另一半中国史》中，却唱起了主角，引领我们去欣赏、去思考、去追问！
历时两年，我跟随着作家的笔触，穿越“秦时明月汉时关”，进入一个镶嵌着穹庐、翱翔着雄鹰、奔驰着骏马、摇曳着驼铃的茫茫大漠，打开一个个尘封的民族宫殿，探寻着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古国。
翻开《另一半中国史》，金戈铁马扑面而来。草原上任意驰骋的无畏骑兵，在马背上打着呼哨，马鞭扬起，马蹄声中，草原帝国匈奴，昙花一现的游牧帝国柔然，踏平拜占庭的突厥帝国，柯尔克孜雄鹰黠戛斯，逐水草而居的契丹，席卷欧亚大陆的黄色狂飙蒙古，沉静千年的绿洲神话楼兰，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涌入我的精神家园。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和“大漠孤烟直”的茫茫戈壁上，英雄横空出世，帝国此起彼伏，他们以马蹄为笔，前赴后继地书写着一章章波澜壮阔的民族发展史诗！
《另一半中国史》摒弃了普通史书惯有的刻板和教条，揉进了较为轻松的写作手法，这就让这部55万字的“大块头”读起来并不让人觉得吃力。
书中，作家不单单为了记述而记述，对历史的反思、叩问，一直贯穿于各个章节。
针对曾经驰骋无敌的女真人的覆灭，作家认为，对于任何民族来说，倘若不能冲破传统的羁绊，一味地沿袭旧制，妄自尊大，看不到外来文明之优长，不懂得取长补短，那么这个民族注定是短命的。而冲破传统、革新时弊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个人的思想解放是一个人成才的基础，群体的思想解放才是整个民族昌盛的希望！
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深刻反思！
徜徉在《另一半中国史》中，我时常被作家自然流露的情感所打动。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民族的狭隘性，在我国民族史的浩瀚烟云中，许多古老民族被永久灭失。“突厥在中国版图上的消失，连同业已远去和消失的匈奴、柔然……不然，中华民族大家庭何止56朵鲜花？”作家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看来，学会吸收，学会包容，学会合作，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决定每一个民族生命走向的命题！”
对于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北洋舰队的晚清，居然遭致甲午惨败，书中写道：难道这就是闪着丝绸之光、敦煌之光，修筑起长城，开凿出运河，创造了儒教、道教，融合了佛教、回教，同化了一支支异族入侵者的中国？为什么如今连小小的倭寇都能骑到我们的头上？作家愤怒地指出：是大清成就了日本的帝国梦！
除了这些沉重的笔调，书中到处流淌着智慧火花的短句。“道路往往在最直的地方拐弯。”“只有让你迷路的地方，才是你新的出路。”“有理想的地方，地狱也是天堂。”“当一个人脸向着太阳的时候，就看不见自己的影子了。”……正是这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句子，给本书增加了更多让人深思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还使用了大量比喻和拟人化的写法，这让整部作品在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中顿时充满了诗意。“一个新王朝的影子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披着曙光，带着血与火蹒跚走来。”“在土库曼人丰衣足食的时候，身边的一个强盗正垂涎欲滴。”“羌和氐是两朵唇齿相依的姊妹花。”
作家还向我们描绘了一幕幕如诗的生动画面。“残阳如血，羌笛声咽，荒漠古道上，一支马队蜿蜒西去，凄迷不知所踪。”“苻坚被流箭射中，撇下军队单骑逃回淮北，一路上，黄叶纷飞，惊鸿声声，坐在马背上的他须发飘零，瘦若秋风。”书中也不乏幽默诙谐，“一会儿你打过来，一会儿我又打回去，两国的边界线恰如一个傻子追完狗后呼呼喘气的肚子。”
真正的历史，一定充满了暴力、情色、铁血、柔情。
“一代天骄”铁木真的纵横四海，“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壮志未酬的铁血男儿岳飞，“胡笳十八拍”蔡文姬的婉转柔情，天高云淡的出塞昭君，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自大的夜郎……
这些多姿多彩的真实的历史故事，也为少数民族史进入中华史，奠定了感情基础。
读读这本书吧，只有我们能够真正读懂历史，我们才能共同努力，为民族史“回家”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高洪雷说，创作《另一半中国史》的冲动来自于一次偶然，在一次演讲中，一位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专家认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的口号，其中的“回”是指回族。而实际上，这里的“回”，应该指维吾尔族。民族研究工作者都出现如此的常识性错误，这让高洪雷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他在参观内蒙古历史博物馆时，居然找不到有关草原帝国“柔然”的任何文字。“于是，我决定创作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话……串联出泱泱中华56个民族交往进而融合的瑰丽画卷。”“从此，岁月为我打开了一扇悠远而深邃的窗户。”
做决定不难，难的是付诸实施的过程。
写一本书，需要花多少时间？
这个问题有n多的答案。但在高洪雷那儿，为了《另一半中国史》，他从2001年开始，便“抛下繁杂的尘世喧嚣，避开正常的人际交往，远离诱人的灯红酒绿，一头扎进寂寥而幽深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园林。”为经得起岁月的检验，作家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历史典籍，中国的、外国的……为增加作品的现场感，他还走进了历史的山山水水，从蒙哥折戟沉沙的钓鱼城，到赫连勃勃威震四方的白城子；从文成公主远嫁的日光城，到乙弗氏自尽的麦积山；从巍峨雄浑的天山，到风花雪月的大理……对于历史上鲜有记载的少数民族史，要想从一团迷雾中找到线索，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顺序，这就像一个迷路的游子，在苦苦地寻找着回家的路。
就这样，十年磨一剑，《另一半中国史》终于厚重出炉。虽然已经成稿，但书的出版却遭遇到重重困难，因为少数民族史是一个创作禁区，涉及许多敏感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历经艰辛，当作家接到散发着草木气息的样书，“感觉就像当年接过经剖腹产而诞生的女儿。那一刻，望眼欲穿的我潸然泪下。”
写一本少数民族史的书，花了十年，那么，少数民族史，回归中华史的大怀抱，该用多少年？
这个问题，作家没有设问，更没有给出答案，但在书中，却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锡伯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奔腾而出的小溪固然是一道风景，但坚守深山的湖泊其实也是一种美丽。”相信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掩卷沉思。
中华民族的历史，决不能只是一部中原史。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从《另一半中国史》的一版再版，乃至多次占据各类书榜榜首的不争事实可以看出。
而让我们欣慰的是，今年4月，以此书为蓝本的电影《冒顿》在世界民族电影节中获得最佳民族电影奖，同名大型电视记录片正在拍摄，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将该书作为“好书”向社会推荐……
这样的一系列正能量，是否预示着民族史已成功寻找到回家的路？不管怎样，我坚信，民族史就是中华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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