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豆村的路我想再走一遍 许俊文
守望张成林 摄父亲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口气是软的，明显带着商量与试探的味道。这句话，他也许憋了很久，就像我小时候，想跟着他去赶集，吃一碗漂着葱花的绿豆丸子，又怕遭到拒绝，说话前犹犹豫豫，踟躇再三，但还是忍不住要怯怯地说出来。现在的父亲在我眼里，也就是一个孩子。
与土地和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生前很少坐车，只要凭借双腿能够到达的地方，他总是靠走。那时候，父亲精力旺盛，五六十里当天打个来回是家常便饭。晚上回到家中，他一边用热水泡脚，一边给我讲路上的见闻，那些山沟里孩子闻所未闻的鲜活细节，至今还像一尾尾活蹦乱跳的小鱼儿，在我的记忆中游来游去，不时溅起一朵朵水花。
在我的故乡皖东豆村，细如绣花针似的鱼苗，人们管它叫鱼花儿。早年生产队在水塘里放养鱼苗，要派人挑着两只木桶去南京浦口采购。那鱼花儿真的比春天的鲜花还娇嫩，稍有不慎就会缺氧死亡，因而挑担的人必须一路走，一路不停地颠着肩上的桑木扁担，好让木桶里的水有节制的晃动，但又不至于溢出来，即使歇脚喘个气，也要像轻轻地摇晃着婴儿的摇篮一样晃动着木桶。由此可以想见，挑鱼苗的人每一步，都要走得十分稳健，步幅和肩上颤悠悠的扁担保持高度契合。这个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小。
这份技术活（更是体力活），每次都落在我父亲身上。上路前，父亲必做三件事：一是打绑腿，即用布带子将两条小腿裹起来，走长路腿脚不痛；二是制作两块木片子，系在桶梁上，防止木桶里的水溅出来；再就是蒸上一笼馒头，作为路上的伙食。从豆村到浦口少说也有一百五十里的路程，父亲挑着百余斤的两桶水，不到三天就回来了，那些碎银子似的鱼花儿，翻山越岭，一路颠簸，从长江边来到我的豆村时，一个也没有少。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他曾跟我说过一句堪称经典的话：“把走路当成修行。”这句话，以我当时的年龄和生命体验，他说就说了，我听也就听了，并没有在意，也不可能在意。许多年后我还在想，一个从不进庙烧香拜佛的人，一生看重的只是土地和庄稼，何以能够说出离佛最近的话呢？如今，对我这个居住在九华山下的人来说，平时看到和听到最多的，都是与佛有关的物事，但似乎还未见到过谁，把佛理与生活中最最朴素的东西，粘合得这么天衣无缝。
不瞒你说，我自己也曾有过两次远足的经历，一次是独自走淮河，一次是只马闯戈壁。上路前，我的心里似乎很乱，想当然地预判了许多未知和不测，因而也就更加惶恐不安了。然而，当脚步一旦跨出去，随着脚板与大地的不断交流，觉到路原来是那么的亲切，那么地值得信赖。起码路不会欺骗你，你走多远，它就把你送多远。一路之上，路虽然缄默无语，虽然曲折坎坷，但它会随着你身体的移动，把你塞在心中那些多余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抛弃掉。由此，我仿佛参悟到父亲那句话的真谛。是的，同样的生活，同样的际遇，有的人从中提取金丹，而有的人却炼制毒药。如此看来，路之于父亲和我，就是一部刻在大地山川之上的经书，走路就是朝圣与读经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刚刚开始解冻时，侍弄了大半生庄稼的父亲，想尝试做点小生意，便一趟又一趟地往省城合肥跑，从省农科所的一位亲戚那里批发一些西瓜新品种子背回来，走村串户赊给农户种植，秋后再挨家挨户的讨回种子钱。我大致算了一下，每挣一块钱，少说也要走二十多里的路，但父亲却乐此不疲。一次父亲私下告诉我，他终于有了五百零七块钱的存款，叫我需要的时候拿去用。听得此言，我别过脸去，没有让他看见我暗涌的泪水。
就这么走着走着，父亲不知不觉走进了苍山白头的暮年。一天，他伫立在台阶上看落日，恍惚背后有一个声音在叫他，猛一转身，不慎跌坐在地，台阶坚硬的牙齿轻而易举地就把他的股骨咬断了。半年后他虽然告别了病榻，但也只能靠轮椅代步了。
在进城后的那些日子里，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困在家中，用曾经侍弄庄稼的手，翻翻书或写一写毛笔字，用以打发晚年的寂寥。不管我什么时候从外边回来，他都显得像孩子一样兴奋。有时我会把他背到楼下，让他坐着轮椅在附近转转，晒晒太阳。一次，他趴在我的背上抹起了眼泪，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都六十多岁了，又做过两次大手术，还把我背上背下的，都怪我这腿不争气。自那天以后，不论我怎么劝，父亲拒绝再下楼了。
那是夏天的一个黄昏，我从临时的单位匆匆赶到家，小区保安对我说，你父亲今天下楼了。我听了将信将疑，一个长期靠轮椅行动的老人，在平地上行走即使借助拐棍都像一只受伤的虫子，走不出几步就得人扶，更别说上楼下楼了。然而，当我一进家门，父亲就笑盈盈告诉我，他今天下楼了，并说是抱着楼梯扶手连走带滑地下楼的。我一听，吓得脸都白了。这时，父亲还没容我发脾气，就说，多少年多没去老家豆村了，那条路，他还想再走一趟。
一切全明白了。
别说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九十多年的父亲，想走一走回到豆村的那条路，就连我也多次萌生这种念头，毕竟那里的泥土里有我们的根。现在父亲把它说出来，想必是酝酿了很久，犹豫了很久，等待了很久。
从这以后，父亲为了实现那个看似十分渺小，但却遥不可及的心愿，不愿再陷在轮椅中了。当我每天把他背到楼下，他总是一手扶着轮椅，一手拄着拐棍坚持站立，直至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时才肯坐下来。
炎热的夏天终于过去，我带着父亲踏上了回乡的路。途中，父亲双目微闭，缄默不语，只偶尔问一声到了什么地方，仿佛窗外的风景与他无关。然而，当车子一进入他熟悉的地界，便来了精神，这里指指，那里指指，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个个地名，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我吩咐朋友小陈把车子开慢些，以便能让父亲多看一眼。凭我的感觉，这也许是他对自己曾经生活的地域，作告别礼了。
车子从高速路转入宽阔的国道、省道、又转入县道、乡道，再转就是土路了。那是豆村通往小镇岱山的唯一道路，父亲执意要下车走一走这条土路。他说，几年脚都没有沾过土，人活得没劲。当我把他从车子上抱下来，双脚一落地，那暌违已久的光芒便又回到父亲的眼里。他用手中的拐棍戳着土路说，这条路我七八年没走了，现在都被快被野草封实了，人活不过草呢。我逗他说，你今天见到老朋友了。父亲笑了，笑得像那轮正在下坠的落日。
这条土路的两旁生长着高大的马尾松，父亲说都是五六十年前栽的，现在越长越发旺了。他示意我扶着他到树跟前看看。此时见了树的父亲，把拐棍一丢，双臂紧紧搂着粗大的树干，就像是搂住那些流逝的岁月，舍不得松开。父亲说，这棵松树是他当年栽的，树旁那块大石头还是原来的样子。父亲没读过多少书，他不会知道东晋大司马桓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句话，但我从他与松树对视的眼神与表情里，分明看见隐藏在父亲内心深处的无奈与忧伤。
接着来到一个山口，父亲用拐棍指着一个小土丘说，我这辈子最对不住她。我知道那个小小的土丘下埋葬着他的女儿，我的妹妹，已经很多年没来看望她了，我提醒父亲去坟上看看。父亲摆摆手说，我也快了。说着转过脸去，怔怔地眺望着已经衔山的落日。
路过白泉塘时，我叫小陈把车子停下来。这口水塘曾是生产队的当家塘，几百亩水稻田全靠它灌溉，当年父亲从浦口挑回的鱼苗就放在这口水塘里，过年捕捞时，分作三十二堆，一家一堆，整个豆村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连猫和狗都跑去凑热闹。可现在呢，已变成一片荒滩了。此时的父亲趴在车窗上，什么话也不说。其实他心里有话，有许多话，可就是不说。
一路上，车子开开停停，我把父亲抱上抱下，一条并不长的土路，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夜幕降临时，我们还没有回到那个小小的豆村。
父亲不知道，他想回去的那个村庄，早在三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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