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访陈桂棣 申 阳
著名作家、合肥市作家协会主席陈桂棣，以报告文学声誉遐迩，《淮河的警告》振聋发聩，较早提出“还民于绿水青山”的理念；《中国农民调查》笔调缜密，引起全社会对“三农”的正视。当然也引来一些非议。他是安徽省唯一荣获“鲁迅文学奖”者，是安徽文坛的骄傲！也是我十分崇拜的作家。
初冬时节，文友在圈里发了一组陈桂棣偕夫人春桃（也为作家），到他们那里调研的文图。图中陈桂棣高大的身躯、微长的发型、沧桑的面庞，不禁让我想起三十七年前，贸然拜访他的情景。
新时期文艺复苏，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其中合肥市文联主办的《文艺作品》月刊引人注目。它的开本只有《半月谈》那么大，封面也极为简朴，但栏目丰富，内容实在，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歌评论，都给人亲近、亲切感，用当今话说，就是很接地气。它好像自办发行，每月出版日的后几天，安庆的文学爱好者齐聚当年吴越街南口全市最大的报刊门市部竞相购买，有的当场就如获至宝般地翻阅。今天六十岁上下的文学青年可能不少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那时候我刚开始钻研文学，什么书都看，什么体载都写，什么刊物都投，当然大多是退稿。一九八0年夏，我写了一首不长不短的诗，采用当时流行的四句一段、押双韵的写法，写毕感觉良好，就“邮资总付”地投给了《文艺作品》。
一个多月后，收到编辑部回函，一摸信封较厚，肯定又是退稿，打开信封一看，除了圈圈点点的原稿外，还有一封编辑手书的信（不像往常那样是一张小小的印刷体退稿单），大意是：诗写的有一定新意，但也有一些缺陷，望进一步修改，着重诗意，再寄来看看……信末的署名是“陈桂棣”。
作为屡投不中的文青，收到编辑肯定稿件的回信，喜悦之情不言而喻。
于是，我伏案几夜，将诗作了充实改动，然后公正地抄了好几页方格纸，准备直接寄给陈桂棣，正逢一个去安徽北方某城出差的机会，遂将抄好的诗稿放进信封，再在封面上写了编辑部地址和收件人姓名，想路过合肥时再投寄，这样一快捷，二安全。
返程路过合肥转车，在当年的小东门汽车站下车后准备找路边的邮筒投寄，忽然一想，何不趁此机会趟编辑部，直接将诗交到陈桂棣手上，岂不更好。
此时是上午十点多钟，去编辑部再返回车站，不误下午的回程。
当年《文艺作品》编辑部在淮河路十字街西段，我从小东门坐了几站公交车，到了那个片区，按门牌号码找到了编辑部。
沿街是一个大门，到门口就看见一幢灰色的楼房，一楼门口挂着几块牌子，其中就有《文艺作品》编辑部。
此时已近十一点。我惴惴不安地上了二楼，走进楼梯口旁一间编辑部大办公室，只见一位中年男编辑在伏案看稿。我走近他说，请问陈桂棣编辑在吗？他马上搁笔，起身说，我就是。你是哪位？
真是无巧不成书。想找谁，谁就在。
我自报家门介绍自己，边说边从书包里拿出两个信封，一个是陈桂棣给我的回信，一个是改过后的诗稿。
陈桂棣看了他的信，笑着说，有印象……放下信，去茶几取杯，放茶叶，给我倒了一杯水。我掏出烟，恭敬地递给他一支，两人抽上了。
陈桂棣看了我改后的诗，说，改的比第一稿好，先放这里，再上编辑会议议……说着，用回形针夹好诗稿，打开桌上一个硬壳文件夹，将诗稿放进去，摆在桌左边几个同样的文件夹上面。
放好诗稿，陈桂棣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一支递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支，和我交谈起来。他问了我的情况后说，你很年轻（彼时我二十刚出头），有文学基础，又在生产第一线（彼时我在一家企业当工人），有生活经验，可以多写点，除了诗歌，小说散文都尝试着写，要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不要贪大求长……说的我频频点头。一名普通的文青，能聆听编辑老师的当面指教，可谓幸事。
交谈中，我仔细打量陈桂棣，一米八的身高，显得伟岸，上着一件土灰色中山装，国字脸上三七开的发型梳得很中正，言语不轻不重，笑起来很亲切。今天看来，绝对是位帅哥。
我们说话期间，不时有下班的人从门口经过，我一看表，十一点半过了，赶紧起身与陈桂棣握手告辞。他客气地将我送到楼梯口。那时候人很单纯，根本想不到趁这个机会请编辑吃个便饭。
同年底，经陈桂棣再三修改的那首不长不短的诗，终于在《文艺作品》上刊登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诗作，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上发表作品，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发表文学作品。
正是这三个“第一次”，我终身难忘当时的经过。作为编辑和专业作家的陈桂棣，很难记得我这个当年贸然拜访他的文青；但作为我，永远感念陈桂棣的提携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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